由于受编制等限制，社区矫正工作仅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利用社工的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无论是对于国家和社会，还是对于社区矫正人员本身，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刚过而立的她，曾因一度迷失让相依为命的老母亲伤透了心，并不愿再认她这个亲女儿；但她在社工的帮助下战胜自我，重又找回了生活的精彩。

为更好地践行群众路线，进一步推动党员人才服务群众工作，近日，区委组织部、区民政局在通伸街道西炮台社区广场启动“社工筑情”社会工作人才公益服务活动。

与国外发达的矫正社会工作相比较，我国的矫正社会工作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因此，我们必须重视矫正社会工作，对目前矫正社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推动我国社区矫正向前发展。

“北京模式”则强调作为刑罚执行活动的社区矫正应该由国家机关执行，因此以司法所来承担社区矫正工作，并通过抽调监狱和劳教警察到司法所的方式来加强司法所的力量。

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社区矫正成为关注焦点。作为社会管理中数量庞大、身份特殊的人群，如何加强有效管理？记者近日走进四川省部分县市区进行调查。

通过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成龙路司法所所长邓英及其同事给刘芳提供的心理疏导，曾经沉默自卑的刘芳，渐渐打开心扉，以自信的姿态迎接新生活。

为确保社区矫正对象“不脱管、不漏管、不重新违法犯罪”，隆回县司法局自2012年6月开始，启用对社区矫正对象实施手机定位跟踪管理，实现了管理从“人防”到“技防”的转变。

中国的“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

2月 10日，3名新录用的社区矫正专职社工到沙县基层司法所就职。目前，沙县配备社区矫正专职社工18人，配备比为11.6：1，配备率居全市第一。

仅2013年一年，浙江省海宁市紫薇社会工作服务站走访服务对象就达1004人次，建档305份，为有针对性的开展服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社区矫正是一项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除了有一支规范化的执法队伍作为组织保障外，还需要充分依靠社会力量来开展工作。

近年来，由太仓市司法局牵头，联合全市各有关部门积极做好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已有16名未成年犯在太接受社区矫正，其中外地未成年犯6人，无一重新犯罪。

目前，浙江省社区矫正人员数量位居全国第三，而再犯罪率却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此出色的成绩缘于浙江省在组织、执行、管理、保障四大体系建设中的不断探索。

日前，首届南京“最美社工”评选揭晓，共评选出11名“最美社工”和11名“最佳社工”。栖霞区司法局社区矫正专职社工高文明被评选为“最佳社工”，也是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唯一一位当选社工。

实行社区矫正,有利于改革完善刑罚执行制度,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从源头上遏制、减少违法犯罪。

废除劳教制度之后，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成为社会普遍共识。目前，济南市现有社区矫正人员3769人，而从事该工作的专职社工却仅有3人。

致公党福建省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加强社区矫正专职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的建议》的提案。提案建议，明确社区矫正专职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改进社区矫正的思维模式。

致公党福建省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加强社区矫正专职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的建议》的提案。提案建议，明确社区矫正专职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改进社区矫正的思维模式。

一道道壁垒的打破，一道道心墙的解开，才推动着矫正人员慢慢在回归之路上前行。其中的辛苦，除了当事人外，帮教社工最有感触。

社区矫正人员及其家庭成员是非常特殊的群体，“不光彩的过去”在他们身上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个烙印使他们将自卑、害怕、冷漠等不良心理转移到了对待周边人的态度上。

“播爱书香”项目将“阅读疗法”这一专业手法引入社区矫正帮教服务，以书籍为媒介开启封闭的心灵，逐步从“完全由社工主导”向“由社工引导，以服务对象自决为主”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