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社会工作异同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由于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被称为亚洲的“四小龙”而闻名遐迩。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外部表现来看。普遍推行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并基本西化。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仍追求一种从本质上看属于东方人的生活方式。这种带有东方文化色彩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混合物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造成很大的冲击。本文拟议把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成就置人一种社会工作的背景下进行分析，以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探索它们怎么处理周期性发生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困境，以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对于老百姓在未来的经济及个人生存状况方面的贡献。

一、社会历史背景

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比亚洲太平洋区域的大部分其他国家（地区）在经济上更繁荣，工业化程度也更高。在过去的40年里，这些国家和地区经历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收人分配更趋于合理，失业率降低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6.6％，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总体的年增长率的两倍多。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社会发展速度也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根据ESTES（2000）的社会发展指数，它们的社会发展水平可以列人到世界的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杜会发展上的二流水平。根据联合国社会人文发展指数来衡量亚洲四小龙所得分值，毫无疑问，这些国家和地区有足够的资格列人到所谓的世界社会人文发展先进国家（地区）的行列之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综合方面来考虑，撇开它们政府在制定政策关注社会福利的义务和责任方面不谈，这四个地区和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所做的事情还是相当有限的。

除香港以外，其他儿个地区（国家）在国防开支上的花费在1997年都超过了国民收人的15％。这种程度的国防开支水平明显地反映了这些国家（地区）在很大程度上的政治不稳定性，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来自长期存在的区域内紧张的政治形势、国内的政治动荡或者地区前途的不确定性。

人们通常从这些地区（国家）存在许多类似之处，如它们有共同的人种、共同的历史境况、共同的发展战略、共同的传统和文化遗产，来解释这些国家（地区）所取得的突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成就，却很少仔细分析它们发展的社会背景――这四个新兴工业化地区与国家的社会发展趋向各有不同。

（－）韩国

韩国国内有一些实力雄厚的民营工业集团公司，包括像三星公司、现代公司、大字公司这样的大集团公司，政府较少干预。而在新加坡和台湾，制订经济发展规划则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

自1945年这个国家脱离日本控制获得独立以来，信仰基督教的民众一直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他们的活动直接引导了大众传媒的发展，使大众传媒的成长更具独立性，更敢于对政府进行公开的评论，在这一点上是其他三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不能比肩的。虽然韩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社会发展方面也进展很快，也能满足大部分群众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并能提供充分的医疗护理、照顾老人的社会服务，整体国民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但问题仍然存在。

（二）新加坡

新加坡是亚洲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在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内，新加坡是最具多样化的社会。新加坡有三个官方认可的种族――印度人（占7％），华人（占74％）和马来人（占15％）。在1959年6月，英国的统治结束后不久，新加坡就获得了独立的主权国家地位。新加坡的领导人决定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扩展贸易，发展工业。首要的是实现工业化，降低失业率，提高国民收人水平，为全体国民提供满意的居住条件，建设一个具有国民本体意识、各民族团结一致的国家。新加坡的公共政策完全属于儒家意识范围。新加坡是一个由权力主义政府管理的国家，以一种家长式的手段和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强行规定来统治管理这个城邦式国家。生活中的强行规定包括一些诸如道德方面、清洁卫生方面的规定，在这个国家甚至禁止咀嚼口香糖。不过这样做倒是创立了一种相当稳定的政府气候环境，这成了吸引跨国公司在新加坡投资的首选条件。当然，新加坡取得这样的经济成就，与注重工作效率、遵纪守法、具有奉献精神的劳工大众全力支持政府的经济政策也是分不开的。

在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统治政权中，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唯一的一个有社会主义背景并长期是社会主义国际（第四国际）成员的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新加坡政府认为国家最大的利益就是通过它自身的良好的社会福利计划来抵消跨国公司对于国民收人分配方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方面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新加坡在住房方面实行的社会福利政策。近90％的新加坡人人住公共住宅单元，并拥有住房的财产所有权。香港与之相比，这一比例仅达到10％。自1975年以来，新加坡政府投人了相当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建立了大约300个居民组织（称居民委员会），这些组织的职能就是处理住宅区的事务和为居民参与社区发展提供适当渠道。

（三）香港

香港不像其他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一样，它不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香港实行市场经济，劳工大众主要是由来自大陆的移民组成。拥有天然深水良港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的香港，在政治上相当稳定，这几个条件都促成了香港的繁荣。现在香港是世界第三大集装箱港口，世界第三大黄金交易中心和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香港与它的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邻居在两个方面有重大区别：一是香港是一个城邦式的地区；二是香港各方面都受到它那巨大的邻居――大陆的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香港在社会福利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横亘在对于社会福利服务的需求和供应上的差距仍是非常大的。社会福利服务事业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提供充足的公共福利住宅，并且也缺乏这方面的资源。由于香港仍然没有一种养老金制度，照顾护理老人就成为一个逐渐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他的一些社会问题如未成年人犯罪、家庭的解体和精神病人的康复等也要求社会工作者予以关注。

（四）台湾

国民党当局在1949年接管了台湾后，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开始实施一项重大的土地改革方案。1953年，与土地改革方案一起开始实施一系列的长期的大范围的经济计划，这些都有利于台湾经济的迅速增长。随着城市化和国际贸易的扩展，国民收人水平得到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也增长了，失业现象几乎消失。从那时起，台湾人的生活水准一直不断提高，同一时期它的社会结构也经历了巨大的改变。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这个群体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处在巨大的上升时期的受益者。目前，超过85％的台湾人口从事第三产业，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1952年是18％，到了1987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44％，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人均151美元增长到了人均4969美元的水平。

在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台湾的社会福利事业投入比韩国和香港的投入要更高，但在1996年，低于新加坡的投入。尽管台湾政府反对建立一种福利性“国家”，但它实施的土地改革计划、“国有化”及提供的社会福利服务实际上使台湾成为世界上收人分配相对合理的地区类型。不过，就像LIN （1991）指出的那样，台湾的社会福利投入还远落后于那些同类经济发展程度的发达工业国家和地区后面。

二、社会工作的角色与功能

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中，提供社会福利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政府的责任，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门职业也得到官方正式认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想提供现代人希望得到的社会福利服务：救济穷人、提供充分的健康护理、教育及社会保障。由于实质上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社会福利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的不同，所以迄今为止，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仍被人误解成只是一种保护性术语。要了解亚洲这些新兴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首先就要弄清每个国家或地区在社会福利工作方面的所作所为，弄清家庭、文化和政府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一）社会工作角色类型

在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中，社会工作人员的角色及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是随着政府介人社会事务的程度不同而确定的。社会工作人员可能会被定位于向平民百姓提供服务，挨家挨户地工作，或是仅被定位于制定一些社会福利政策。社会工作者所受的教育参差不齐。在大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中，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往往缺乏专业方面的教育。这些国家中社会工作者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制定社会政策、社会行政管理及提供直接的社会服务。在社会政策的层面来看，社会福利政策的介人经常是政府的或道义的责任，并且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这四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都已制定社会福利计划方针政策，并有一套经过精选的社会福利援助体系。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本身所具有的一些资源，如特定的社会福利思想观念、劳工运动以及特殊的政权构架等都可能对塑造这四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起决定作用。因此，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社会福利政策的特点都很明显：首先，社会救济的原则只为保证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提供保障，并且在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数量方面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而定。其次，在韩国和台湾，社会福利政策是以提供社会福利给儿童、老人、残疾人和穷人为目标的，而在香港和新加坡，社会福利政策则更着重于解决公共住宅、提供医疗护理、改善劳工福利和照顾护理老人等方面的社会问题。在所有的这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中，所制定的社会福利政策仍只是初步的，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且缺乏制度性的框架结构。

社会福利行政管理权力下放，在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相当普遍。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像香港那样根据本地特点下放权力；另一种是像新加坡、台湾和韩国那样，在中央政府控制的框架内，把权力下放到低层的组织机构单位。在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中，社会工作者的行政管理功能集中在制定计划和管理涉及到政府和经济方面的慈善机构的社会福利服务事业，以及有关调拨分配国家资源满足社会需要方面的事务。但从影响国家社会福利发展的政府的和经济方面的因素等更为广泛的背景来看，社会事务行政管理直接与社会工作行业联系在一块是有利于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

这四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都要求公民依法完成义务教育，给公民提供住房、社会保障、儿童福利、健康护理和心理健康社会服务。但是，这些国家的社会服务部门大体上在扮演一种“指手画脚者”的角色。与其说它们是成了提供直接服务的机构，还不如说它们只是起了资助和协调非官方的社会福利服务组织的工作的作用。在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中，社会工作者分属于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系统。如社会服务机构。公共援助组织、心理健康服务机构、不良行为惩治与缓刑机构、家庭福利服务机构、老人服务机构以及康复中心。例如在台湾，大部分社会工作人员被分配到地方社会服务部门。由于只对本地理区域的人口负责，而忽略了根据条例法规所应承担的社会工作任务，从而妨碍了具有享有社会福利服务资格的人员利用社会服务。另外，比如香港，虽然也能得到政府社会福利部门的资助，但大部分直接的社会工作服务都是由社会工作志愿者机构提供，包括家庭服务、儿童看护服务、康复服务。老人服务以及一些社区发展规划事业。可以说香港的社会工作志愿者服务机构是独一无二的。

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社会工作者现已明确意识到了家庭和社区在社会工作中的重要性，并已着手发展社团工作及社区社会工作，以确保接受服务者能充分利用社会福利设施。由于现有社会工作者与其雇主之间的关系限制了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所以他们现正努力试图改变现存的社会福利政策。在大部分的社会事务中，社会工作者在公共部门的支持下开展工作，并期望通过他们来实施政府当局的政策，不希望社会工作人员参与到反对政府政策的政治性活动中去。此外，由于家庭结构和家庭生活的变化，使家庭和社区正越来越少地关注他们之中的其他成员，因此，社会工作人员要处理的社会工作事务太多，不能完全满足顾客的需求。

家庭生活中出现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人口的逐渐老龄化（新加坡有7％的人口超过60岁，香港达到了11％），并且对于老龄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尽管从传统的观点看照顾好老人是每个家庭的光荣义务，但失去了照顾自己能力的单独生活的老年人数量却日渐增长。

家庭中的另外一些变化也值得注意，如这些年老年人离婚率惊人的上升。另外，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1988年，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中的劳工的三分之一由妇女所构成；台湾统计：1991；联合国：1990）。这两个变化对家庭还产生了另外的一些问题。对社会福利服务机构来说，这些问题就是涉及到儿童的看护与安置以及照顾护理老人等事务，而照顾护理儿童和老人传统上都是由妇女来承担。

（二）社会工作的重要性

在过去的40年里，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工作都集中在增长经济和改革政治上。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损害了社会的发展。在追求本国或本地区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发展只是作为“遗留”问题予以对待，并不受重视。同样，这些国家或地区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制定通过绝大部分的社会福利法案，结果促成了一种几乎难以理解的各种社会福利项目的迅速增加，范围包括从大规模的紧急社会救济项目到个人护理项目。但对于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来说，家庭仍然承担了大部分的照顾老人和儿童的社会事务，加强这种家庭承担社会义务的支撑体系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包括支助大家庭，发展朋友间、邻居之间的互助关系。但是，一份关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福利政策的调查报告指出：仍然没有一个国家（地区）制定全面的家庭社会福利政策及计划方案，来支持建立家庭内部、朋友之间、邻居之间提供社会服务的体系。

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社会工作者仍继续集中在个体问题的解决上。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主要集中在改善社会状况，保持社会稳定，缓和社会矛盾等有关问题方面。它们仍只注重发展各自独特的社会服务事业，包括像新加坡提供住房保证计划，像香港发展政府――志愿者社会服务部门这种互补合作关系。

虽然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性职业逐渐被社会所认可，但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发展的广阔天地里所起到的作用仍是有限的。有几个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一个原因是担心传统上的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福利支撑体系（家庭及地方社区）将会被腐蚀破坏。由于公共部门在近些年日渐承载了超负荷的社会义务和社会服务需求任务，使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对于它们所承担的越来越重的社会福利服务工作的情况逐渐感到不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学家也曾警告：如果经过授权有资格从事社会服务的机构过分扩张，使实施大规模的社会福利计划过分扩散，即使不是破坏，但至少会削弱经济的有效运转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依这些经济学家之见，公共机构过多参与社会服务事业，会降低传统力量对于社会服务事业的参与支持程度，降低储蓄，抑制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愈来愈多的公众日渐意识到了社会事业开支的重要性，但由于社会福利服务的对象仅限定于一些有问题的群体，而不是面向全体民众，所以，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也受到了来自成长中的中产阶级的反对压力，因而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倾向于发展一种双重的社会福利体系：一种是众所周知的向穷人及其他一些弱势群体――例如精神病人和老人等对象提供社会福利服务；另一种是以中产阶级及富人为服务对象，提供包括高质量的医疗护理在内的各方面的社会服务。面向穷人提供的政府社会福利仍然是有限的，专业性的社会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在逐渐降低，在传统观念上把一些诸如精神病人和接受公共援助的人这样的社会福利服务群体视为社会耻辱的现象仍然存在。这样的恶性循环还将持续下去，这种情况在很多方面与美国很相似。

三、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及培训

亚洲四个新兴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工作计划包括提供专业教育培训、专业证书教育和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学历教育，而且这些国家或地区已建立符合国际社会工作教育标准的院校网络。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工作及心理学系的全体教员几乎都有博士学位。

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大部分社会工作院校都是亚洲太平洋社会工作教育协会（APASWE）的成员。这是一个大约拥有130个成员、由从事社会工作教育院校和教育工作者组成的一个实力雄厚的协会。亚洲太平洋地区社会工作专题研讨会每两年举行一次，目的是为这个地区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工作者和从事专业社会工作人员之间提供一个学术的和实践经验的交流途径。

目前，韩国的社会工作教育远超其他几个国家与地区。比其他几个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总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计划加在一起还多。20世纪40年代，韩国在E－WHA女子大学设立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计划，开始支持把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门化的职业加以对待。除了两所能自主授予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的院校外，台湾大多数的社会工作教育计划都隶属于大学及学院里的社会学系。新加坡仅有一所有社会工作教育计划的大学，但这个教育计划提供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的教育课程。1961年，随着社会工作教育培训基金的设立，香港也开始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方面发展了许多高质量的专业学位教育计划。

（一） 社会工作议题及社会工作教育课程

在这四个国家或地区中，并没有一致的社会工作教育理念和相同的课程。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的社会工作教育历史背景和不同的政治及社会经济历史背景所造成的。毫无疑问，各个国家与地区的政府工作重点的不同也促成了这种多样化现象的形成。例如：香港和台湾都面临着从事社会工作职业人员的严重短缺，因而拨款给多个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培训计划，以期在随后的几年里培养出更多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由亚洲太平洋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主持课程的研究安排，这种课程安排特别注意社会工作及实践的多样性。

作为曾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和新加坡，英国的社会工作教育模式对这两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教育课程有很大影响。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还有一个强烈的倾向就是乐于接受北美的社会工作模式的影响。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大部分社会工作教育者都是从北美的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这样，这些国家或地区受北美社会工作模式影响之深就不足为怪了。例如台湾，几乎所有的社会工作教育者都是美国培养出来的。

在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社会工作教育专业的主要课程并不强调在诸如社会个案工作、社会群体工作、社区工作、现场调查工作以及专业研究等课题面面俱到，都要加强这些方面的课程学习。实际上在大部分院校，学生只上社会个案工作课程及社区工作课程，学校不开设社会福利政策方面的课。在许多院校里，学生可以选择学习几个不同学位的课程，以期获得几个不同的学位。例如在香港理工大学，由于“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有政府定的薪水标准，因而学生可以在能授予学位的教育计划项目专业注册学习，以期毕业后有资格成为‘专业”社会工作者，其他一些学生可以在只能授予毕业证书的教育计划专业注册学习，然后就可以具有资格从事社会工作“助理”职业。

社会工作教育者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规划一种反映社会发展前景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培训计划，而不只一味地墨守成规，只设计一种辅助性的、传统的社会工作实践教育培训计划。尽管社会发展与相关政策研究、社会计划、社区组织、行政管理、项目评估以及社会主张等联系紧密，但总体而言社会工作概念还没有在更深层次上得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工作的要领还有待于社会工作教育专业的可造之才去研究探索。社会工作教育也反映了所有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普遍的城市化现象：超过五分之三的韩国人住在城市里，香港和新加坡则完完全全是一个城市。比起香港和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的农业部门重要的多。但在这两个国家和地区，农业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都已急剧下降。自然而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专业课程、社会工作实际工作的重点都要加以调整，以适合城市化的环境。这种趋向看来已获广泛共识并普遍接受。

（二） 社会工作专业课程“本地化”

“本地化”作为一种修改西方社会工作模式，以适应发展中国家的本地现实的发展策略名称已为西方及其有西方思想的专业人员广泛应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工作专业课程本地化成为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社会工作教育计划改革的一种显著趋势。特别是在新加坡和韩国的许多学校，已开始教授一些与社会文化相关的教学内容，并在课程设计上，改变西方社会工作形式概念内容，以适应本地的社会经济历史状况。（亚洲太平洋社会工作杂志）的一些文章，就试图在本区域鼓励研究和推广这种带有本地相关文化特色的社会工作实践及专业教育模式。

但是，两个与本地化有关的重要议题仍没有解答清楚。第一个议题是：社会工作者是否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寻求有本地特色的解决方法来处理本地出现的问题。也即指社会介人是应立于相关的社会文化原则基础上，还是不管现实情况，照搬西方的先进社会工作模式。第二个议题是：面对社会工作及教育模式本地化和相对而言的国际化两种观念之间出现的不相协调的现象，该怎样处置？怎样才能同时容纳并促进这两种观宏和实践的发展和进一步融合呢？这种争议的焦点看来是：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对欧洲的或北美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及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的效用性一直存在的怀疑。MIDGLEY（1981年）甚至认为对于单个的有问题的个人或家庭进行处理的社会个案工作实践方式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实践，认为，它只不过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产物。这场讨论的答案看来只有通过社会工作者和一些机构的实践，在专业本身范围里才能找到，但直到政府以及教育部门达成了有关的决策（或者说妥协），有关社会工作本地化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四、社会工作面临的挑战

在这四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虽然经济的高速增长非常有利于调动可支配的收人应付社会福利开支，但它们仍然面临着一些严重的社会隐患，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挑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大部分社会福利计划，只是经济和社会两部门的政策制订者之间偶然为某一些共同目的而进行的相互合作或相互冲突的结果。经济制度的制定及基本的经济决策，仍是政府工作的重心，占据着支配地位，而有关社会工作的目标和政策的决策方案计划仍只是处于一种相当次要的角色地位。因此，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和社会分配一定程度的公平，仍是对政府工作的一个主要挑战。

四个国家或地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虽然比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要小，但台湾和韩国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这种差距似乎越拉越大了。这将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政治结果。虽然韩国过去的二十年里，居民住房及其他生活水准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婴儿死亡率仍居高不下，健康医疗护理昂贵并经常只能满足部分的需求。很显然，还有广泛的社会问题期待韩国政府提上议事日程。

发展新的社会福利计划项目，也只能依据经济增长的成果而分配给社会福利部门的资金多少而定。但是，除此之外，在制订社会福利政策方面，以儒家为中心的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文化观念仍然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举例来说，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家庭是维系个人的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的联系纽带是长期的，所有的个人都被要求维护家庭这个社会单位的利益，并由此而上升到维护国家的利益，从而忽略了他们个人的自身的利益。这种与把国家利益摆在首位缠结在一起的观念，一般说来有利于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先将社会福利事业需求暂时搁置一边，留待以后处理，而集中精力努力发展经济，以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目标。

然而，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政府现在开始感觉到了压力。这些压力来自于追求工业化而付出生态失衡的巨大代价以及城市拥挤不堪的指责。这四个国家或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和地区，虽然开始实施环境保护政策，并产生了实效，但工业化的负面后果仍继续损害公众的健康和降低生命的活力。例如：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主要致死的疾病是癌症以及一些血液循环系统的疾病。由这些病造成死亡的情况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类似。同样，工业污染的问题变得严重了，除了新加坡之外，其他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造成了环境恶化的后果，包括渔场毁灭，饮用水受到污染，滥用农药和化肥，土地受到严重污染，城市地带光化学烟雾加剧等。

家庭结构及家庭生活的变化也对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挑战。例如：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下降，这意味着将来挣工资的更少，而需要有工作的人支撑的退休人员的数量大量增加。另外，参加工作的妇女数量在不断增长、离婚率不断上升，这就使得在将来非常有必要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服务，以照顾护理儿童和老人。尽管在将来指望家庭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前景不是很好，但没有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家庭福利项目对一些需扶持资助的贫困者提供专门救援。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里，所产生的社会问题范围已扩大到诸如在亲属和朋友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冷漠，在个人处理一些杜会问题时，除了从社会工作专业部门得到建议和帮助，就不能指望从别的地方得到帮助。然而，一份对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现存社会政策的调查报告显示：仍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特别针对处理现在单个家庭的社会传统习俗已发生改变的状况来发展一项社会福利计划。

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迅速改变，从而为社会工作职业化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机会。长久以来，虽然这些地区的社会慈善机构在不断变化发展，但社会工作仍被排除在作为一种职业的地位之外。在过去的30年里，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取得了非凡增长，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的发展在将来会衰弱下去。但受过专业教育培训的社会工作人员的数量仍是比较少的。与此相对应，要求提供各种社会福利服务的需求却随着对社会全面发展的关注而迅速增长。为跟上这种社会发展趋向，社会工作行业可能不得不重新定义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使他们不仅成为提供服务的人员，而且还成为各类事务服务的灵活的代理人（经纪人）。在这点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部门必须考虑怎样充分利用社会工作、发挥社会工作的效能。社会工作者所起的效果也表明，必须区别对待社会工作人员，使他们充分发挥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从而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根据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提出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基本目标，应当关注在重新解释定义社会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特别问题。不过，以前从来也就没有很好地给社会工作下过定义，似乎社会工作是正处于一种社会变迁中的产物，没办法很确切地定义它，与此同时，很清楚，在下一个十年的制度转变时期，将会给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者的重新定义提供一个特殊的机遇。

五、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已不再具有低价劳动力的优势，罢工也成为一种相当平常的事情。这些国家和地区货币兑换率的升值严重影响了它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为保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必须完全改变和实行产业结构升级，并且面对不断增加的反对他们某些社会及环境政策的抗议呼声。据ESTES(1990)资料显示：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陷入了一种很难根治的发展困境：尽管他们已积累了相当多的新增财富，但这只表明他们仅在人均收人方面取得了很大提高，仅此并不足以促进社会发展。因此，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面对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重要的不是他们是否会在社会福利方面花多少钱，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开支是否会极大地促进社会更好地发展。很明显，如果他们想在社会进步发展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就得采取有效的策略来加强经济部门和社会部门的紧密合作和互相支持。

未来社会福利项目的拨款对社会工作发展仍将是一个最重，大的挑战。不管在下一个十年里经济发展仍是何等重要，至关重要的是注重经济增长不能以忽视建立社会政策目标的需要为代价。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将不得不利用他们那有限的自然资源来发展、开拓社会福利事业资源，包括不断加强教育，培养更多的掌握高技术的工作人员，完成向技术发达工业国家和地区的转变。这样，如果贫穷问题将变得更为突出的话，那就有必要给穷人提供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

此外，通过资助非官方的慈善机构(组织)的发展，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问题将得到缓解；政府还必须更多地参与投入到制定一些拨款计划、社会基金政策及其他的一些社会政策，以加强完整的家庭建设和增强家庭社会支持体系的重要性。不但要给家庭建设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政策，而且还要给家庭提供更多的经济资助和社会保障。但是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政府必须改变过去那种陆陆续续制定一些支离破碎的社会政策的工作作风，以更积极的态度加强社会工作的发展。

对于在制定家庭政策的社会发展前景上，应注意两个相互关联范围内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需要鼓励促进家庭为了他们自身的幸福，保持自助、坚持工作的能力；第二个问题是随着时代前进，不断改进或发展社会福利慈善机构功能，以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迎合家庭的需求，跟上时代发展的水平。

这些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怎样有效地提供社会福利服务，以适合本地特点和需求。可以相信，这四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社会工作可能能够成为改变社会的一种有力的工具。由于传统的社会工作实践方法将受到社会工作教育者和从业者的挑战，他们将不断试行一些新的社会工作方法、手段。由此，社会工作介入的内涵也将改变。当然不仅仅是修改社会工作的名称这样简单，如果有机会发展一些新的社会工作技能的话，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者和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将改变原来社会介入的内在性质。如果环境允许，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将要准备学习和研究在相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的家庭结构变化这样的课题。总的说来，在重新评价社会工作在广阔范围的使命的同时，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者和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必须重新从观念上定位，认识和试验一些新的社会工作实践方法。新的《亚洲太平洋社会工作杂志》正是负责这样一种重新评价社会工作使命的刊物，并且它在亚洲太平洋区域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它号召亚洲太平洋区域国家与地区的社会工作专业院校和社会工作专业学者之间在更深层次上加强合作。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显著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策略，包括那些反映区域现实情况，而不是反映某个国家和地区现实情况的先进的社会工作教育项目方面的共同合作、联合发展的策略。

最后还有一个必然影响大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社会工作前途的因素，那就是新老政治领导层的交接过渡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发展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缩小不稳定的社会政治现实和良好的社会发展政策之间的差距而定。如果这种差距能得以缩小，各国的政府领导就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会发展、改善社会福利计划中去。

责任编辑：唐琳

文章来源：http://theory.swchina.org/global/2007/1107/602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