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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在介入公共卫生重大突发事件中的专业优势分析——以巴中市平昌县金宝社工站参与当地新冠疫情防控为例
一、研究缘起
巴中市平昌县金宝社工站、平昌县民政局、平昌县金宝新区管委会引入巴中市专业社工机构运营,由于巴中市极度缺乏具有专业社会工作教育背景出身和持证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因此金宝社工站在人员配置上采取配备一名中级社会工作师作为督导,督导平昌县四个街道(镇)的社工站建设与运营,配备二名具有丰富社会服务经验的当地人作为长期驻扎社工,为当地居民提供具体服务。社工督导除了负责指导社工站开展日常工作以外,还需为社工站工作开展社会工作相关专业知识,通过学中做,做中悟的方式不断促进社工站工作人员专业性发展。对于从未接触过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站点工作人员而言,按照督导提供的服务建议为居民提供服务很简单,但是理解其中的专业知识却很难。按照王思斌老师对社会工作定义,社会工作是以专业价值观为指导,运用专业的理论和专业方法的职业性助人活动[1]。由此可见,社会工作价值、社会工作理论、社会工作方法犹如鼎的三足,支撑着社会工作这个大鼎的不断发展。本文以金宝社工站在介入当地新冠疫情防控采取的服务为例,理清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专业理论(本文中理论特指社会工作的实践理论)和专业方法在介入过程中各自发挥的作用,帮助社工新人更好地理解和运用社会工作的三足,以此促进平昌县社会工作专业性发展。
二、文献综述
公共卫生社会工作
虽然公共卫生和社会工作担负着促进大众健康和增加社会福祉的责任,但是公共卫生自古就有,较之社会工作建立了更加完备的体系和制度。因此,早期的社会和各国政府认为公共卫生系统中并不需要引入社会工作,直到社会工作为结核、梅毒等感染者提供服务之后,促进其更加愿意接受医疗治疗之后,社会工作才逐渐被公共卫生系统接纳[2]。由美国社会工作者莲·沃尔德(Lillian Wald)和弗洛伦斯·凯利(Florence Kelley)1912年倡导成立的联邦儿童局极大的降低了美国新生儿童的死亡率,由此证明社会工作在介入公共卫生具有显著的效果[3]。随后,美国社会工作还参与到其他公共卫生领域,如美国流感爆发期间,给予因父母死于流感的儿童提升心理疏导和物资援助,在美国通过了《国家性病控制法案》后,美国社会工作促进性病监测、早期诊断和建立治疗诊所等进程[4]。美国社会工作在美国公共卫生领域越来越显得不可或缺时,1985年,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将公共卫生概念纳入社会工作,由此美国社会工作有了专门的公共卫生课程和公共卫生硕士学位。目前,公共卫生社会工作主要内容包括艾滋病传播的预防、儿童和老年人虐待的预防和干预、急性和慢性疾病的保健服务、残疾人服务、精神健康和药物滥用的预防和干预、老年人服务,救灾服务和妇幼保健服务等[5]。
相对而言,中国公共卫生社会工作发展较为滞后,一直缺乏完备体系和课程,对于自身如何介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没有清楚的角色定位,介入逻辑也较为混乱。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虽然有学者提出社会工作机构与卫生部门、政府部门、营利部门以及社会公众机构四联协作行动,以此凸显社会工作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有效表现[6]。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工作整体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因此我们社会工作参与公共卫生事件实践研究较少。虽然如此,我们却可以从与公共卫生相关领域社会工作介入借鉴经验。在灾害社会工作领域,徐永祥提出了“嵌入”、“建构”、“增能”等实践核心概念[7],文军则通过整合社区的内涵,提出了“社区为本”的灾害社会工作实践思路[8]。医务社工领域则注重理论与实务并重,在理论方面强调科学实践和证据为本的思路,在实践方面强调社工介入需要紧扣干预的内涵,采用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方式发展医务社会工作[9]。
我国医务社工和灾害社工领域的实务研究的成果,为我国2020年新冠爆发以来社会工作介入公共卫生领域的实务研究提供指引和方向。王思斌提出社会工作专业通过与其他行动主体进行一般的合作、协作和行动以及创新性运动实现专业嵌合,从而发挥中国社会工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功能[10]。文军提出社会工作需要嵌入到传统的社区治理结构中,依托于传统的社区治理力量和运作机制,两者有机结合,走“互嵌式”的发展道路才是当前应对重大疫情并发挥专业优势的可行路径[11]。方琦和范斌提出社会工作参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该分时序参与,将专业性和科学性相结合,通过顶层设计、资源整合等方式促进多主体参与[12]。综上所述以及结合全国各地社会工作在参与当地疫情防控实践经验可以发现社会工作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发挥作用:其一配合开展排查、防控和宣传,其二动员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共同参与,其三针对受困扰开展心理援助,其四链接和调配不同类型社会资源。本文则根据巴中市平昌县金宝社工站在实务过程中如何受社会工作价值观、理论和方法进行整理分析。
三、过程分析
(一)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社会工作价值观是社会工作的核心和灵魂,是社会工作者从事专业社会服务的方向指导和精神动力,价值观不仅界定了社会工作的目标和意义,而且在于它同时影响着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的运用[13]。当前中国社会工作价值观大多受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影响,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主要受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实证主义和乌托邦思想影响等。虽然中国社会工作价值观有很多部分都引用和借鉴了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但是中国社会的集体主义和西方个人主义的差别,让中国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发展必须受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影响,特别是在处理应对新冠疫情的公共卫生事件中,社工站必须充分理解独居中国特色的“仁爱”、“互助”、“集体主义”思想,要将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中的“个别化”、“案主自决”和中国思想相结合,应用到疫情防控中,提升社会工作在应对公共事件当中专业性和有效性。
在应对新冠疫情公共卫生事件中,最麻烦的就是社会部分公众以己为重,只顾个人安逸,不管社会公共防疫政策,在政府严令禁止进出各类公共场所时,个别人还会以强闯、借用他人绿码、翻墙等方式四处流窜,最终造成严重后果,加大疫情防控难度,此类行为便是缺乏集体主义的极度自私个人主义,政府和社区在处理此类行为时大多采用强制性的行政手段,虽然也能发挥效果,但是也让这部分群体口服心不服。金宝社工站在参与金宝新区疫情防控期间,并没有意识到社会工作价值观对他们有什么影响,所行所为完全是受自己从小到大受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政府倡导影响。金宝新区内有一些居民并不能理解政府的防疫政策,认为自己没有被感染,但是却仍然被禁止出入一些公共场所,这样的政策便是限制自己的人身自由,金宝社工站针对有这类思想的社区居民着重采用倡导的方式,提醒社区居民不仅要考虑自己,也要考虑自己肆意的行为可能会给其他人带来的不良后果,在疫情防控期间应该以大局为重。针对因为经济困难而缺乏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的家庭及个人,金宝社工站会号召邻里互助,由同小区、同棟楼的居民进行物资捐赠。鼓励邻里之间进行相互物资和精神帮扶,一起共渡难关。在应对公共事件过程中,个人与集体,社会站更多倡导和强调集体抗疫的重要性和意义,主张由居民自主形成合力,形成抗疫力量,由集体约束个人行为,以此提升平昌防疫效果。
(二)社会工作理论的指导作用
社会工作作为直接服务于人的实践活动,活动的可行性必须具有专业性的理论进行预测,因此要求社会工作理论能够预测和解释人的行为、社会的变化与发展、人类与社会的关系等。社会工作经过一百多年发展,从无理论到借鉴其他学科理论再到发展自身理论,无论是外借理论还是自身发展的理论,都是为了更好指导实践,促进服务成效。社会工作常用理论包括优势视角理论、增强理论、系统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这些理论对社会工作实践活动极具指导作用,为社工的实践活动提供新的视角和方向。如生态系统理论强调整合性视角,既强调人的发展,又注重环境对人的影响,认为服务对象的问题是由人与环境互动过程引起。增权理论认为人的问题来源于无力感,而人又具有潜能,当人能够发现自己潜能的时候,服务对象就具有自主采取行动的可能性[14]。优势视角理论则认为任何个人、群体和社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潜能,社会工作者需要将服务对象当作自己的合作伙伴,运用服务对象的优势和潜能帮助服务对象成长,提升环境适应能力。
如上文介绍的三个常用理论都可以运用到社会工作介入公共卫生事件当中。金宝社工站在介入金宝新区疫情防控事件当中,发现很多居民对疫情都持有一种恐慌的态度,这种恐慌让大部门居民不能正常生活,长期心情低郁。然而平昌之前并没有阳性病例,因此这都是由社区居民之间相互影响,也就是居民所处的中观系统影响。为了改变这种现状,金宝社工站组织联系部分热心居民,发现他们虽然也对疫情持有一种害怕心态,但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所改善。于是金宝社工站将他们发展成为社区疫情防控志愿者,一起参与社区消杀、疫情防疫政策宣传、新冠防疫知识宣讲、高龄老人和独居老人慰问陪伴等志愿服务。随着志愿者的参与,居民之间对疫情恐慌传递情绪也逐渐消减,原本闭门不出居民也会主动出门和周围的邻居聊聊天、一起跳跳广场舞。平昌县上下对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都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其他区域发现阳性病例时,为防止有外输者,平昌县都会采取相应地防控措施,这些措施虽然能够有效地避免控制阳性传染,但是也忽略了措施可能会引起居民脑补性恐慌。因此金宝社工站在参与所属区域的防控工作时,主要采取动员居民成为志愿者,通过居民进行消杀、宣讲和排查,从而降低居民的心里焦虑,降低防疫措施对居民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三)社会工作方法的实践操作
社会工作方法主要包括个案、小组、社区、行政和研究,社工站设立的目的是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它直接与服务对象接触的属性,让它运用的最多的方法是个案、小组和社区。同样在社工站介入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时,也会根据居民的实际问题和实际需求,以理论为指导,开展不同的服务。在2022年以来,平昌县仅有一例外输阳性病例,而且也是被平昌入城即检的防疫措施检测出,立刻送到医院隔离治疗。因此平昌的疫情防控对居民主要影响是因为居民不知情或谣言所引起的恐慌、邻里关系逐渐疏远、个别困难群体因为物资匮乏而产生的生理压力。对于以上三个问题,金宝社工站分别采用不同社会工作方法给予缓解或解决。针对一些高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金宝社工站先了解他们在防疫期间的物资需求和精神需求,由于大部分困难家庭的经济收入仅保证基本吃穿,没有多余资金购买消毒酒精、洗手液以及口罩,因此物资的缺乏,导致这些家庭心理焦虑,也很少出门。针对此类家庭,金宝社工站主要采取个案服务方法,建立个案服务档案,根据不同的困难等级采取不同的服务方法,通过上门进行疫情防控政策宣讲、新冠知识讲解以及心理安抚,同时也通过公开募集的方式为他们募捐基本防疫物资,降低他们的焦虑。对于由疫情恐慌导致疏离的邻里关系,社工站联合物业,组织居民开展包饺子、包汤圆、小区文艺汇演等活动促进邻里交流,拉进邻里关系。
四、总结
社会工作独特的专业价值理念、行动理论和实践手法,让社会工作介入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大有可为。公共卫生对社会及大众的影响包括疾病对大众身体的危害和社会对疾病恐慌所带来的连锁性反应,对于前者,社会工作者可以协助相关专业人士进行筛选、宣讲和检查,安抚因流行性疾病带给被感染者不良情绪,促使其主动积极配合治疗,增加感染者的恢复率。对于公共卫生带来社会性恐慌连锁反应,社会工作的介入则可以发挥更主动性作用。犹如金宝社工站参与平昌县金宝新区的疫情防控工作,金宝社工能够准确分析出金宝并没有疫情,但是由于谣言和对新冠的不准确认知,导致辖区内的居民异常恐慌,居民之间关系疏离的实际问题。因此金宝社工站秉持集体主义、仁爱和互助的理念号召大家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动员社区积极分子成为防疫志愿者协助社区进行消杀、宣讲和科普,让本社区的居民影响本社区居民,用中观系统影响微观系统。
虽然每次公共卫生事件负面影响程度不一,但是社会工作皆可以凭借自身核心价值观、理论和方法参与其中,始终坚信在公共事件中,案主自决应该集体自决,以集体主义为准,倡导社会大众以集体为重。同时充分发挥社会大众在公共卫生事件显现出的优势和潜能,认为他们也是防控公共卫生事件的积极主体,可以贡献自己的知识、精力和物资,同时社会工作也为社会大众的参与开辟渠道。
[1] 王思斌:《社会工作导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3 页。
[2] Ruth, Betty J., and Jamie Wyatt Marshall. A History of Social Work in Public Health.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7, 107(S3): S236-S242.
[3] Almgren, Kemp, and Eisinger. The Legacy of Hull House and the Children’s Bureau in the American Mortality Transition. Social Service Review, 2000, 74(1): 1-27.
[4] McQueen, David V. A World Behaving Badly: The Global Challenge for Behavioral Surveill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999, 9 (89): 1312-1314.
[5] Council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 Directory of Accredited Programs. Retrieved from https: //www.cswe.org/Accreditation/Directory-of Accredited-Programs.aspx, 2017.
[6] 花菊香:《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工作介入时序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5 年第 1 期,第 36-41 页。
[7] 徐永祥:《建构式社会工作与灾后社会重建:核心理念与服务模式———基于上海社工服务团赴川援助的实践经验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1 期,第 1-3 页。
[8] 文军、吴越菲:《社区为本: 灾害社会工作服务及其本土实践——以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社会工作服务为例》,《河北学刊》2016 年第 5 期,第 153-159 页。
[9] 张天明、方琦:《科学实践:干预研究对医务社会工作实践的启示》,《中国社会工作》2017 年第 9 期,第 13-18 页。
[10] [1]王思斌.社会工作参与公共危机事件治理中专业功能的嵌合性实现——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治理为基础[J].社会工作与管理,2020,20(06):5-11+21.
[11] 文军.疫情防控中的社会工作:可为与不可为[J].社会工作,2020(01):12-15.
[12] 方琦,范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工作的实践机制:结构性组织与阶段性服务[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5(01):33-43
[13] 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14] 赵善如,1999,《“增强力量”观点之社会工作实务要素与处遇策略》,《台大社会工作学刊》第1期。
责任编辑:段冬蕾
文章来源:http://practice.swchina.org/case/2022/0909/4190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