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和清：建构中国特色本土化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目标的完成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尤其是今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特别提到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以及4月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将社会工作人才服务乡村振兴写入其中，参与乡村振兴已成为社会工作的重要使命。同时，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历史时刻，探讨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

下面基于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绿耕）在云南、广东、四川、湖南7个村庄20多年的深度社工实践，以及广东“双百计划”4年的行动研究，提炼出一些经验，尝试建构出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希望给当前社工参与推进乡村振兴带来一些启示。

▲2014年绿耕社工在四川庙圷村开展美丽乡村夏令营之传统文化体验活动，推动社区文化的传承

本土化社会工作落地生根的政策实践

中国社会工作的实践过程实际上是推动党和国家的政策落地生根的过程，即政策实践的过程。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在政策实践上有不同的层面，其中一个层面就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让其落地生根。

绿耕和“双百”社工采取驻扎村居模式，实际上就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乡村社区自治）的过程。

在云南平寨项目点，绿耕从5个层面推动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即社区经济发展、社区社会资产建设、社区文化资产建设、社区生态资产建设和推动社区治理尤其是村民自治。这5个层面与“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是一脉相承的。反观绿耕20年的探索，其实已经把社会工作的减贫实践与乡村振兴的目标衔接起来。

因此，绿耕的模式可以归纳成“五位一体”的乡村社区减贫与可持续发展模式。下一步，农村社会工作也必须围绕乡村振兴的五大目标，从五位一体的角度去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在绿耕社工培育下，乐明开始将多个村民小组统合在一起，成立综合农民协会。村民开始站出来试着自己召开会议、策划社区活动、发展自己的生计组织、进行环保活动、服务村中老人和小孩等，不断开始主导村庄发展，图为综合农民协会在开会

“五位一体”的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模式

“五位一体”的乡村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社会工作模式，是区别于“个人主义-改良主义”和“反身性-治疗性”社会工作的实务模式。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应该借鉴“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范式，致力于在小农经济的现实条件下，推动乡村生态、生计和生活的“系统性恢复”与可持续发展，以此回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社会权力被严重边缘化。社会工作扎根在乡村社区，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经济，强化社会权力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中的影响力，推动“五位一体”的乡村社区减贫与可持续发展。

因为，第一，社会经济在政治上反对资本和权力将困难人群的权益日益边缘化，主张通过社区村民自治及志愿合作的赋权途径，重建社区民众主体性。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人的振兴，而人的振兴的核心是社区民众主体性的呈现或重建，社会工作在此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第二，社会经济在经济上主张将民主和志愿合作的原则引入生产、交换、使用和分配的经济过程中，促使经济发展满足并服务于社区民众的权益，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其核心是经济的发展应满足普罗大众和底层人民生计保障的需求。在社区生态与社会文化建设上，主张立足社区资产建设和能力建设的赋权策略，推动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第三，在发展的动力上，社会经济主张社区民众通过持续的社会经济实践达成自主发展，并推动个人和社区朝向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去改善。

第四，在发展的价值取向上，社会经济主张警觉资本主导的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负面影响，尊重社区的内生力量，包括社会文化资产与生态价值，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

第五，社会经济能够凝聚被资本和市场驱使的弱势群体力量抗衡资本操控的市场，捍卫自身的权益。同时，嵌入社区民众社会关系中的社会经济，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等因素在人们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互动中密切关联起来，从而能够推动劳动者共同努力实现社区整体性减贫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因此，社会工作在乡村推动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通过社会经济和社会赋权的途径让边缘弱势群体的利益最大化。

▲在绿耕社工的陪伴培育下，广州从化仙娘溪村妇女成立了仙娘溪旅社妇女小组，通过志愿合作的方式探索了乡村旅社促进城乡合作，增加自身收入，推动乡村发展。图为仙娘溪旅社妇女小组成员

▲仙娘溪乡村旅社在增加妇女的收入同时，也设立了社区公益金支持开展各式各样的社区活动，丰富村民生活，图为2015年举办的新年茶话会

个案救助与社区共治协同发展

反思绿耕经验可以发现，仅有社会经济赋权和社区发展减贫是不够的。比如，绿耕在X村虽然作了社会经济赋权与社区发展减贫的尝试，但缺乏与国家福利政策的对接。对此，广东“双百计划”进行了建设性尝试，它直接对接国家的福利政策，并且由党和政府直接推动。

“双百计划”有三个特点：一是其407个站点全部驻守村居。当社工进入村居、扎根村居，他们与乡镇政府之间就变成互动、互补关系。政府出台政策，社工精准化识别、精细化服务，并让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落地生根。二是选点的原则很清楚，即弱势优先、落在村居、问题导向、服务群众。三是每个站点都成立了社会工作与志愿者组织。志愿者组织联动社区的民政对象、边缘弱势人群，让他们不仅仅是被救助的对象，而是通过增权和能力建设将其培育成社区治理的主力军。四是以点代面，把一村一居做实、做精，再逐步辐射。

▲双百社工在驻村（居）前期通过“三同”深度融入到城乡社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在陪伴中不断协力民众寻找生活出路，参与到乡村社区的建设之中。图为云浮安塘双百社工协助村中困难老人一同收割稻谷

因对接了国家的福利政策，“双百计划”能够对孤寡老人、困境儿童、重残重病等民政对象进行更好的社会救助，也打通了困难群众、特殊群体兜底民生服务和基层社会治理“最后一米”。这样，既能够维护底线的公平正义，又能够推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双百社工为服务对象提供心理支持，消除其孤独感

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双向互动本土实务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即在西方社会工作“植入”和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发展的政策实践根植于乡村本土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和服务对象，将农村社会工作融入农村地区日常生活，基于丰富多彩的本土实践（案例）和文献理论研究，逐步建构中国特色本土化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

在这样的建构过程中，形成了个案救助与社区自治协同发展的实务模式。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国家福利政策减贫，这体现在兜底性救助和兜底性服务两方面。二是社区共治。因为，仅做兜底性社会救助，推动国家福利政策的保障，只是基础性的工作，社会工作更要推动社区共治。基于此，下一步乡镇社工站的建设应双重聚焦，不仅要做好兜底性社会救助——治标，更要做社区发展、社区共治的工作——治本，标本结合，推动个案救助与社区共治协同发展。

社区是社会工作发挥专业优势的阵地。随着脱贫攻坚目标的完成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社工应该以社区为本积极推动社区发展减贫。一方面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落实国家福利政策、社会救助政策，使弱势群体及其社区能够享受国家福利政策兜底脱贫；另一方面扎根社区，通过社区志愿合作组织的赋权途径和社区资产建设的赋权策略，采取“收入+资产”减贫模式，通向社会赋权的社会经济与社区发展减贫，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最终发挥国家福利政策进行社会救助和社会组织进行社会赋权的整合优势，实现社区减贫与可持续发展。

社区减贫与可持续发展不仅要针对个体性贫困，更要着眼于社区整体性贫困。因此，不仅要积极链接外部资源帮助贫困个体和家庭（输血），更要组织、依靠内生动力实现社区自主性内源性发展（造血）。因此，社会工作者驻扎在社区，与社区民众一起推动社区自治，是必由之路。此外，不仅要对接国家福利政策落实弱势群体兜底脱贫，更要针对边缘弱势人群开展金融等资产账户试验，进而推动国家福利政策改革，实现“生计发展、公共参与、社会互助、文化认同、环境友好”的“五位一体”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本文根据2021年3月21日本刊举办的公益直播讲座上的内容整理而成，经作者授权发表。文内所称“双百计划”现已升级为“双百工程”）

责任编辑：孙彩丹

文章来源：http://theory.swchina.org/many/2021/0524/3901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