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经验：打开两堵“围墙”里的矫正人生

社工站工作人员对矫正对象进行心理疏导

 

社工为矫正对象发放帮困资金

一道道壁垒的打破，一道道心墙的解开，才推动着矫正人员慢慢在回归之路上前行。其中的辛苦，除了当事人外，帮教社工最有感触，有时候，即使最出色的社工也会感到势单力孤，需要援手。正如社工俞薇所言，单凭社工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更需要社会各界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加宽容、公正的环境。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以“有罪之身”而在社区“服刑”，在外人看来，他们似乎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但是，他们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能随意越界。此外，他们还要按时报到、定时汇报、定量参加社区服务。

他们，叫做社区矫正人员，因犯罪置于社区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因为劳教制度的终结，他们究竟如何接受社区矫正、生存状态又是如何，开始受到关注。

晨报记者通过走访本市社区矫正对象以及社工组织，走进他们的世界。记者了解到，矫正对象的社区矫正生活，不仅受到手机GPS定位、“电子脚镣”等形成的 “电子围墙”的约束，更需要跨越那堵横亘在内心和外界社会之间的 “心墙”。

[名词解释]

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司法行政机关（司法局）及其派出机构（司法所）在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 （社工机构、志愿者等）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第一堵墙：社区生活的“电子围墙” 劳动表现和时间计入档案

天色将暮，冷风拂面，差不多每天这个时候，瑞金街道雁荡小区就会走进一位中年妇女，她拎着一个小桶，拿着一把小铲刀，径直走到社区宣传栏，开始清除贴在上面的小广告。先用水沾湿，然后用小铲刀一点点铲下来。清理了宣传栏，她拎起桶，开始在小区内转悠，看到哪里有“牛皮癣”就顺手清除。

小区居民已经熟悉了她的身影，有的照面时还会打个招呼。在他们眼中，这个勤劳的妇女可能是个负责的居委大妈，又或者是个热心的志愿者，因为有时候她还会套上一件印着“社区志愿者”的黄马甲。其实，她是个社区服刑人员，又称为社区矫正人员。她叫张念（化名），今年45岁，因贩毒被判刑，因家中有独子需要抚养而暂予监外执行。

社区矫正人员由所在地区的司法部门进行管辖，并由专门的社工对其进行专业帮教。按照规定，每一个社区矫正对象，每个月必须参加不少于8小时的社区服务，也就是社区公益劳动。公益劳动一般都有指定的劳动场所，张念的主要劳动就是帮社区打扫卫生、铲除小广告，有时还帮居委一起发发老鼠药、宣传单之类的。每次去社区公益劳动之前，她会先和“社区联络员”联系好，完成劳动后，社工站会将她的表现和劳动时间进行记录，这些都会被计入她的个人帮教档案。

每月还要学习和上交汇报

在宝山月浦，40岁的矫正对象黄强（化名）的社区服务场所是一家敬老院，他每周去打扫一次卫生，每次2小时，每个月正好8小时。每次，他都是默默而来，干完活再默默离去，没人知道他的身份，他也从不和其他人交流，迎面相遇最多也是一笑而过。

除了做满8小时社区服务外，张念和黄强还需要每月进行学习教育，并上交一次书面的活动汇报。

新航社工俞薇告诉晨报记者，8小时社区服务也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打扫卫生等内容，主要看矫正对象的个人能力，如果有专业技能，也可以安排到相关专业场所帮忙。不过，他们会注意一点，那就是对矫正对象的身份保密，除了相关负责人和联络员，劳动场所的其他人都不会知道。有时候还会让矫正对象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参加社区劳动，这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尊严和自尊心。

定位手机须24小时开机

正常上、下班，按时参加社区服务，在外人看来，社区矫正人员的生活似乎和正常人没什么不同。但是，他们的身旁，却围着一面看不见的“电子围墙”，限定了他们的活动范围。一旦越界，即发警报。

制造这堵“围墙”的，最常见的方法是手机安装GPS定位系统，这样可以随时监控矫正对象的活动轨迹。黄强向晨报记者展示了他的特殊手机，这是由司法局配备的，外观和普通手机一样，里面装了GPS定位，矫正对象必须保证24小时手机开机，一旦超过5分钟没有信号，监控系统就会发出警报。

外出提前向司法部门请假

新航月浦工作站社工郭书香告诉记者，一般而言，矫正对象的活动范围不能超出管辖区范围之外，一旦越界，就会响起警报。如果活动异常，包括长时间没有移动，也会响警报。系统还可以随时调取任意一名矫正对象的GPS信息，准确掌握他的活动轨迹。如果矫正对象确实有事需要外出，则要提前向司法部门请假。根据规定：出上海市7天以内的，需要向所在地司法所申请；7天以上的，需要向所在区司法局申请。出国，则是不允许的。

即使请假，也必须提前申请，批准后才能成行，而且必须要有正当理由，“外出吃喝玩乐，休闲旅游，原则是不允许的，除非有特殊原因。”郭书香说，曾有一个矫正对象有严重的心理抑郁问题，后来经研究认为外出散心对她有好处，才同意批假，主动让她出上海旅游了一次，对象家属陪同外出并写了按时销假的承诺书。

上海先行试点“电子脚镣”

除了手机GPS定位，还有“电子脚镣”。司法所介绍，由于手机GPS定位仍具有一定局限性，目前上海部分区域正在试行“电子脚镣”。这种电子设备外观是一个橡胶项圈，套在脚踝上。与手机定位相比，它更加精确，甚至能够定位佩戴者身处在第几层楼。而且，手机可以人机分离，或丢弃或转交他人，但“电子脚镣”配戴后，自己无法解除，杜绝了摆脱监控的可能。

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全面推行“电子脚镣”，在中国目前尚在试点阶段，上海走在前列。不过，目前“电子脚镣”还有一定不足之处，矫正人员佩戴在脚踝处，24小时不能取下，禁锢太紧会产生不适，而且如果裸露在外也容易暴露佩戴者的身份，一般会用裤管掩住，这样夏天就不能穿短裤或裙子。因此，相关设计单位也在对“电子脚镣”进行人性化改进，使其达到外观和实用的平衡。

第二堵墙：回归社会面临的“心墙” 找工作过程中四处碰壁

“电子围墙”束缚的只是人身活动范围，社区矫正人员在完全回归社会时，还需要跨越那堵横亘在内心的那堵“心墙”。这堵“墙”，往往将他们与外界，与他人，甚至与亲人隔离开来，在工作、生活中处处制造障碍。

黄强因犯盗窃罪被判刑，去年假释后成为一名社区矫正人员。刚刚出狱的他在找工作过程中四处碰壁，先是在浦东一个工地干活，不想才干了一个月，有人知道他有“盗窃”劣迹，公司就直接让他不要再来了。

之后，他又到一些工厂、商店找过工作，对方看了他的档案，一律摇头。

黄强此前学的是服装手艺，好不容易一家服装厂看中了他的技能，但是最后“政审”时却通不过，一连串的打击让黄强的信心几乎丧失殆尽。“他们都说这年头连正常人都很难找工作，更何况一个有前科的人，对方只要知道了肯定不会要你。”

最终，黄强在社工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辛苦活，在机房做工，按时计费，每天加班，一个月也不到两千元。即使这样一份工作也来之不易，因为工厂的老板也是一位社区矫正对象，这才接纳了黄强。但是老板有言在先，绝对不允许黄强泄露自己和他的身份，否则马上走人。

被有些人异样眼光看待

张念原本是街道的助残员，工作还相对体面，但是犯了事后，单位马上与她中止了合同。她的丈夫去世较早，家里还有一个正在上学的儿子，考虑到儿子无人抚养，张念被暂予监外执行，成为一名社区矫正人员。刚开始她失去了工作，也没有任何收入来源，靠领取失业金生活。

在社工的帮助下，张念找到了一份钟点工的工作，给一家公司做清洁，周一到周五，每天一小时，500元一个月。她自己又找了一份零工，给附近一家餐馆帮工，每月600元。靠着两份零工和失业金，她艰难维持着自己和儿子的生活费用。

对于自己的身份，张念也选择了保密，在新的工作地点从不向任何人透露。她曾去原来的单位跟同事叙旧，还说自己空闲时间比较多，可以义务过来帮忙，不想被原单位领导拒绝，因为她是“一个犯过罪的人”。自此之后，她再也不去原来的单位，不想再被那样的眼光看待。

不被家人理解更为痛苦

相比外界的有色眼光，不被家人理解的痛苦更为深刻。

黄强自犯盗窃罪坐牢之后，父母差不多和他决裂，他在父亲的眼中就成了一个“不会成才”的人。即使在黄强出狱之后，父亲也没有谅解他，父子俩之间几乎没有语言交流。

“他觉得我不学好，就知道瞎混，他对我说的话也不相信，我也跟他没什么好说的。”谈起父亲，黄强紧抿着嘴唇，虽然语气生硬，但是难言失落之情。

他说，出来之后，基本上断绝了和所有朋友的联系，习惯了独自一人上班、下班，和同事也从不交流。即使是家人，也没话可说，因为他们对他还是“有成见”，还是不能接受他。这些都让黄强越来越内向、话少，但心底一个呼声却越来越强烈：“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向他们证明，我能够有一番作为。”

张念最担心的则是她的儿子，这也是她最大的骄傲和精神支柱。她告诉记者，她从小就教导儿子要树立良好的道德和价值观念，遵纪守法，但是突然间，自己却犯了法，就好像辛苦搭建的天地顷刻崩塌，让她再无法面对自己的儿子。

刚被判刑的那段日子，她天天躲在自己的房间，不敢跟儿子见面。本来平时无话不谈的母子俩，突然变得气氛诡异。儿子叫她出来吃饭，她也不吭声，更怕看见儿子询问的眼神。她将心底的话写在了纸上：“儿子，妈妈犯了错，希望你长大后能做个好人，照顾好爷爷奶奶……”她还自动断绝了和其他所有朋友、同学的联系，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的事情。

她怕，街坊邻居知道了她的事，会影响到儿子的生活；学校老师、同学知道了她的事，会影响到儿子的学习。她甚至还想到，儿子毕业找工作，她的事也会有影响。她原本想让儿子去当兵，而今肯定不行了，因为“政审”肯定通不过。一想到这些，她就止不住泪流。

最让她欣慰的是，儿子已经懂事了，看到母亲表现异常，会反过来关心询问。张念终于慢慢卸下心理负担，试着告诉儿子，妈妈犯了点错，原本应该不在家里，至于具体什么事，以后再告诉你。

从此，母子俩心照不宣地回避了这件事情，只是，每次张念在出去时，儿子会关心问一句：“妈妈，你去哪儿？”这一句，对张念来说既是温暖，又是提醒。

上海经验：打开两面“墙”的钥匙

对于绝大多数社区矫正人员来说，因为身份的特殊性，在两面“围墙”的束缚下会不自觉地关闭“心门”，在回归社会之路上举步维艰。如何打开他们心灵的那扇“门”，获取他们的信任，成为关键。而上海经过十年探索，得出的一套社区帮教经验，成为打开“心门”的那把钥匙。

提前干预一对一无缝对接

从监狱到社区，两种完全不同场所的服刑方式，完成这一步跨越之前就会让当事者心怀忐忑。为了帮助社区矫正对象更好地实现过渡，上海的社工机构在实践中探索出一种新方式，那就是提前介入，实现“一对一式无缝对接”。

据新航社工总站一项针对临释人员的问卷调查显示，有46%的临释人员出监后有“不适应社会”的担心；有55%的临释人员有“想了解社会救助政策”的需求；有46%的临释人员有“想提升自信、增强能力”的愿望；有70%的临释人员不了解专业社会组织和专业工作者的职能与作用。这些问题在他们服刑期间就存在，又因释放前的焦虑和不安而变得更加突出和集中。

“释放后，面对生活无着、就业无路、家庭排斥、适应不良等一系列突如其来的问题或危机，他们或是逃避不处理，或是提出不合理主张，有些甚至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利益，导致重新违法犯罪。”“提前干预”项目负责人王玮玮表示，这些问题都为帮教工作增加了难度。

对此，上海创新了一种提前介入的帮教方式，在矫正对象进入社区之前，就提前介入，对其基本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并分配至其户籍所在区县，街（镇）负责社工通过社区、家庭走访等形式对他们的基本信息资料进行摸底调查和核实整理，并初步建立基本信息档案。然后结对社工提前一个月入监帮教，实现无缝对接。

而与对象结对的社工，往往成为矫正对象第一个信任的人。像黄强如此沉默内向的人，在自己的帮教社工郭书香面前，也会侃侃而谈。“因为我信任她。”而这种信任，则是郭书香对他的生活和工作点点滴滴的关心之中形成。

“升降级”管理宽严相济

每一位社区矫正对象，在管理细则上也并不相同，而是实行“分级管理”，这也是上海经过摸索而形成的独特经验。每一个矫正对象都会有一个详尽的个人档案，然后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和犯罪情节对其进行“定级”，不过这个级别也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矫正期的行为进行“升降级”评估，级别越高，管理相对越宽松。

社工陈佩芬介绍，目前上海对所有社区矫正人员实行分阶段分级矫正，矫正级别共分为三级。所有矫正对象的前三个月都是初级矫正阶段，这个阶段的人员除履行规定的教育学习（8小时/每月）、社区服务（8小时/每月）等义务外，必须每周到司法所报告（周报到），不变更居住地等。3个月结束后，根据对象调查评估和风险测评结果、犯罪原因、矫正期间的表现等因素对其进行分级矫正。主要分为高风险（一级矫正）、一般风险级（二级矫正）和低风险级（三级矫正）进行监管。

纳入一级矫正的社区矫正人员，除了要遵守社区矫正的一般监督管理规定以外，要严格执行周报到制度和重点节点的日报告制度。司法所应当使用通讯或电子监控等手段，加强日常监督管理，从严控制对其外出和居住地变更等事项的审批。

除纳入高风险等级管理以及因受到表扬或被评为社区矫正积极分子以外的社区矫正人员在初期矫正阶段结束后，全部纳入一般风险等级管理（二级矫正）。

在社区矫正期间连续获得两次以上表扬（包含两次）或被评为社区矫正积极分子的社区矫正人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其纳入低风险等级管理。

每个矫正对象的级别还可以“升降”，如果有违纪情况出现，会升到高风险级别；遵纪守法、表现积极，或者受到表扬也可以降到低风险级别。通常情况下，会每半年一次评估矫正对象的情况，再进行重新定级。

在矫正对象的档案管理室，记者看到黄强的评估级别为1级，而张念的级别则为2级。不过，因为表现积极，黄强即将降到2级，不用“周报到”了。

将关怀延至矫正对象家庭

帮助一个人走出“围墙”还不够，最怕的是他（她）的子女也会陷入“围墙”，这也是不少矫正对象最为担心的。而上海推行的一项“爱满新航”未成年人关爱行动项目，就将这份关怀延伸到了矫正对象的家庭和子女。

据新航社工总站介绍，这个项目是以服刑在教、刑释解教人员的未成年子女为服务人群，针对他们存在的家庭功能缺失、学业困难、心理困扰、个体能力缺失等问题和需求，通过由专业社工提供家庭关系改善、学业援助、心理辅导、个体能力提升等一系列服务内容，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疏导不良心理。

对于有子女的矫正对象，往往会因为自己的“罪行”，怕连累到了孩子的生活和前途，思想压力极大。这个时候，帮助孩子甚至比帮助他本人更为重要。

在张念思想压力最大，无法面对儿子的时候，正是社工俞薇开导了她。引导她和她的儿子从家门走了出来，重新面对生活。一次，社工站组织青少年活动，免费让矫正人员的子女参观科技馆，俞薇马上跑到张念的家中通知了她，鼓励她说动儿子去参加。结果那天儿子高高兴兴回来，给妈妈讲科技馆的趣闻，母子俩重新绽放了笑颜。

正是从张念的家庭关系打开了突破口，俞薇才逐渐走进她的内心，而张念也在开导中慢慢敞开了自己的“心门”，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和担忧。“为了你的儿子，你要坚强起来，给他树立榜样。”张念也因自己的儿子，重新找到了精神动力。

一道道壁垒的打破，一道道心墙的解开，才推动着矫正人员慢慢在回归之路上前行。其中的辛苦，除了当事人外，帮教社工最有感触，有时候，即使最出色的社工也会感到势单力孤，需要援手。“单凭社工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更需要社会各界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加宽容、公正的环境。”俞薇表示。

责任编辑：姜妍

文章来源：http://practice.swchina.org/innovation/2014/0103/365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