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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和清:固本强基,疫情下中国社会工作专业优势的思考
2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并发布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了打赢疫情防控战争,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其中特别提出要“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支持广大社工、义工和志愿者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
今天,中山大学社会工作教授张和清来谈谈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到底是什么?疫情下中国社会工作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社会工作应该如何在人民群众中发挥专业优势?
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何在?有什么不可替代性?
回看武汉封城的这段时间,最让人揪心和感恩的是医生和“外卖小哥”,因为时下流行一句话:“医生是救命的,小哥是保命的!”医生凭借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付出巨大的牺牲,赢得至高无上的专业尊严;尽管“外卖小哥”就是个“跑腿”的,但遍布大街小巷的“马甲”身影和方便快捷的贴心服务,也让人们感到越来越离不开他们!
那么,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何在?疫情下中国社会工作的不可替代性是什么?
实际上,这次疫情还凸显了社区工作者的重要性。疫情期间基层政府和社区工作者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付出了艰巨的努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社区村居委会和广大志愿者的无私奉献,后果不堪设想。
但社区村居委会和基层民众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难题。例如网上有篇文章《武汉这场大排查,为何这么难?》是说2月18日新上任的市委书记放出狠话:“如果再发现一例(居家患者),就拿区委书记、区长是问。”之所以如此决绝,是因为2月9日的武汉“应收尽收”大决战排查,官方宣布实现了99%的排查率,但许多人调侃自己是1%漏查的那一个。这类“乌龙”事件,如果放在平日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但在全国人民密切关注的重大疫情下,“四类人员”(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查感染可能性的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的底数摸不清,疫情就不可能控制。“早发现”和“早隔离”主要要靠社区工作者来实施,要把留在武汉市的900万人全面排查,确实很难,不要说根本没有这么多社区工作者,即便有足够的人手,能敲开住户的家门吗?即使敲开了家门又如何说服居民自愿隔离?隔离之后的生活安排和心理支持如何做?如何做好重症病人及其家属社会心理支持?如何做好治愈出院病人的善后跟进工作?等等,都考验着基层治理能力。
网上还有一个针对社区和志愿者的“大妈汉骂”视频引起热议。大妈用武汉话指责社区只会发号施令,不了解情况。她还说“你们租了我们小区的房子,是我们小区养活了你们中百超市,你们搞个A、B套餐出来(赚钱),像不像话啊!我们小区现在是自救啊,自己团购菜,要是等到你们社区来搞,我们都饿死一批了。没有酒精我们业委会自己去化缘,口罩也是业委会的人自己买来发给我们小区的……你们社区做了什么事啊!”
2月24日澎湃新闻报道了一则消息,标题是《湖北71岁老人家中去世,留下6岁孙子》,据说孩子与老人单独居住,直到老人死后才发现孩子……。
上述三个例子,让我们想到“根基不牢,地动山摇”八个字。面对疫情,部分基层政府存在对中国社区(自然村、居委、楼盘、家户等)底数不清、状况不明、处置不当、“好心办坏事”等状况,那么,社会工作者又能否做到底数清晰、状况明确、处置得当,将“好事做成美事”呢?能否像医生那样专业地救死扶伤,像“外卖小哥”那样及时地雪中送炭,使社会工作具有不可替代呢?
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同时是有前提的!中国社会工作者只要真正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能赢得民心;只要继承欧美睦邻运动、慈善组织会社的专业精神和科学方法,就能够为国为民分忧。但前提是社会工作者必须置身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世界——在城乡社区,以“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精神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既要体察民情民意,更要赢得民心,再运用专业理念和方法协力民众解决实际问题,就能够打开专业的天地,赢得人们对专业的尊重。如果这些前提都能做到,前面所说的“武汉排查”、“大妈汉骂”和“儿童独守”等事件就有可能避免。试想,如果社会工作能够协力党和政府解决底数不清、状况不明、处置不当等“最后一米”的诸多难题,就会重建与人民群众的信任关系,就充分发挥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社会工作专业优势。
当社工立足社区,真正做到对服务对象的深度理解和开展能力建设,社会工作的不可替代性和专业优势就能够充分展现出来。
社会工作应该如何在人民群众中发挥专业优势?
在此,我讲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我还在中国香港求学期间所体会到的“案主中心”的社会工作。我原先以为社工就是在高大上的办公室,等待案主上门接受辅导的“白领一族”。当时我跟随督导开展社会工作实务,进入一个坐落在人口密集贫民区的社工中心时,发现中心设施简朴,布局亲民,中心的人气很旺,老人家围坐聊天、妇女们做手工、孩子们嬉戏。让我不可思议的是,社工既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工作服,社工与服务对象就像一家人一样。有两位社工给我留下印象深刻,一位青少年社会工作者篮球打得很棒,一位妇女社会工作者对街坊的家庭状况如数家珍。在参与家庭会谈和小组分享时,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专业的价值和技巧。尽管社工说话不多,但他们对组员尊重和倾听的态度、有效的回应、对小组氛围的调动等,使我深刻体会到专业不是言说,而是内化的价值观和科学方法。
第二个例子是发生在这次疫情期间,我们看到来自成都“爱有戏”、武汉“俪民”等许多社工机构一线鲜活的案例和做法,深刻体会到社工“在场”的重要性。最近有篇文章《社工任敏:医护人员的坚强都是逼出来的,他们也会崩溃》,报道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社工教授任敏,组织“行走的社工”团队,关注战役前线的医护个体,倡导社会“请整个社会从此铭记他们的付出,尊重他们”的活动。
第三个例子是我亲历的广东“双百社工”,当疫情突发时,驻村居社工凭借日常“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模式对社区熟悉和亲近,很顺利参与到村居民共同面对疫情的行动中,他们不仅第一时间摸清底数、查明状况、灵活处置,而且联动政府和志愿者的力量为民政对象提供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专业服务。例如,社工入户宣传防疫工作时,发现孤寡老人病倒在床,社工立刻联动村委,发动志愿者及时将老人送医院救治;某个村发现一例疑似病人,全村不敢出门,大家人心惶惶,社工及时提供“线上线下”的情况说明,并提供心理抚慰,舒缓村民的心理压力;在清远最偏僻村寨,社工在村民居家自我隔离期间做入户调查时发现山火,带头扑灭山火;许多“双百”社工站还协助村民复耕复产,及时做好返城人员的心理疏导工作……
以上香港社工、武汉社工老师以及“双百社工”的案例,充分说明社工作为社会力量,只要扎根社区与群众打成一片,政社合力,是能够应对诸如“武汉排查”、“大妈汉骂”和“儿童独守”这类突发事件的。
个案救助治表,社区共治是治本。中国社会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政社协力做好救助性社会工作就是践行党的“三聚焦”(聚焦脱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和“三基本”(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在村居设立社工站,驻村社工协力基层政府做好平时的民生保障工作和临时的灾害防控工作,这是最基本的兜底性和补救性社会工作,是固本强基的基础性工作。
但我认为,经历过这次疫情之后,社会工作除了做好救助性社会工作之外,更应该推动固本强基的发展性社会工作,社工充分利用扎根村居,密切联系群众的专业优势,将社区组织起来,推动社区自治,逐步迈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局面,才能积极应对灾害,为党和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做出更大的专业贡献。
责任编辑:段冬蕾
文章来源:http://theory.swchina.org/many/2020/0304/3598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