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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代“社工”:一辈子专做一件事是什么感受?
清晨的阳光洒满大地,清新的空气让人愉悦,89岁的俞妙英奶奶吃完早饭,又准备到社区活动室逛一逛了。作为活动室“管理员”,已近鲐背之年的俞奶奶仍然坚持着参加一些社区活动,服务着左邻右舍们。
她这一辈子,和社区工作有着说不完的话。“我就是居民的‘勤务员’,只要还能服务好大家,我会继续干下去。”
时光在老人的身上留下了岁月的皱纹,却没能撼动她的初心。
没有工资、没有办公室,她是新中国第一代“社工”
俞妙英和社工的缘分要从建国初期开始说起。
1953年,22岁的俞妙英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社工”,进入临平西大街居委会担任治保主任,开始了她的基层“社工之路”。
“那个时候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我们做社工是纯义务劳动,没有工资、没有办公室,所以平时工作就在自己家里。”聊起过往,俞奶奶深陷在温暖的回忆中。
“我们西大街当时一共有13个组,400多户人家,很多人家里条件不好,作为治保主任,我的工作主要是管理特殊人员、减少安全隐患等。”
做社工需要摸清小区周围的各种状况。俞妙英用了五年时间,从“嫩头青”逐渐成长为一位“老同志”,小区周围所有的巷子,她都牢记在心;谁家条件不好,谁家孩子要上学了,她也心知肚明,堪比是小区“大管家”。
社工的工作虽然称不上惊天动地,却又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有时候看上去繁琐又细碎,却又不得不迎难而上。“那个时候每天晚上6点,我们都要和小组长挨家挨户查火烛,遇到台风天还要去动员危房户撤离。”
居民的困难无小事,无论是吃饭休息,甚至是过年过节,随时都可能有人找上门来。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冬天的清晨,天刚蒙蒙亮,俞妙英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惊醒。敲门的是一位邻居大婶:“俞大姐,我丈夫‘走’了,孩子还小,家里就我一个人,你能不能帮帮我……”。
俞妙英很清楚状况:那时国家困难,这位大婶没有工作,孩子们还小,家里就靠着丈夫做顶梁柱,现在“顶梁柱”没了,家里可不能垮。
“走!”还没等对方说完,俞妙英便披上外套,领着她一起出了门,帮助她料理起后事。“她家里真的挺可怜,房子是租来的,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甚至连一口棺材都买不起,老百姓遇到这样的困难,我们一定要尽全力去帮他们!”
最终,俞妙英帮这位邻居料理了丈夫的后事,并帮助她介绍了工作,这一家子撑了下来。
退休后的她不忘发挥余热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俞妙英看到小区内闲散劳动力有剩余,便想方设法为居民办厂子谋福利。
“办厂子要先向别人取经,我们挨个到周边的乔司、萧山去考察调研,早上四点起床出门,晚上睡觉前才回来的……”在俞妙英的同事的一起努力下,量件厂、丝绵厂等一批临平镇办企业挨个儿创立并步入正轨。通过她,这些企业招募了400多位西大街以及周边居委会的家庭妇女、就业困难人员,不仅解放了妇女劳动力,也让居民的收入有了保障。
1980年,俞妙英刚好50岁,上级考虑到她多年操劳,让她从居委会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镇里上班。时间在变,岗位在变,她为群众服务的心却一直没有变。今年60岁的厉财金当时刚刚从部队退伍转业,和俞妙英一起共事多年。“俞主任平时工作特别认真仔细,对群众非常热情,谁家里有困难找她,怎么都要想出法子解决。”
1990年,俞妙英退休了,但她依旧心系基层。60岁的她又担任起了临平邱山社区21幢、23幢的居民组长,协助社区帮助居民解决家长里短,调解邻里纠纷。时间久了,社区里的“老朋友”们遇到事便会想到俞妙英,热心的她都会及时帮忙解决。
从1990年“上任”组长到2009年“卸任”,俞妙英这一干又是19年。这些年里,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升,“社工”这一专有名词开始出现。
“现在的社区工作变化挺大的。”俞妙英奶奶说:“像法律知识解读、居家养老照料、邻里纠纷调解、志愿者服务等,都需要专业的社工来做。”
2012年,俞奶奶搬到了女儿所在的南苑街道文仪社区居住。在社工的专业指导下,俞奶奶加入了社区志愿者团队,为社区建设发挥余热。直到现在,已经89岁的俞奶奶还担任着小区活动室管理员一职。
六十年一甲子。俞妙英用六十余年在平凡岗位的执着付出,守望并记录了“社工”这一职业的兴盛与发展,也见证了新中国的沧桑巨变。这些年,余杭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不断提升。目前,余杭各领域拥有社会工作人才3500余人,其中专职社区工作者1800人。这些社会工作人才在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增加民众幸福指数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责任编辑:孙彩丹
文章来源:http://team.swchina.org/socialwork/2019/1105/3510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