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您感受皇城根脚下社区的变迁

出了故宫北门，往东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有一条林荫道，这里是明皇城东华门遗址，2001年建成。也是在那时候，北京的居委会前面加上了“社区”两个字，还来了一批新人。时光荏苒，遗址公园更绿了、更美了，曾经的“新人”都成了“老同志”。皇城根北街社区党委书记刘美英还记得，她刚到居委会工作时，有人断言“你们干几天就得跑”，如今再见说的是“美英，真不错，能坚持到现在”。

当初，社区就像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19年间，工作架构强健了它的筋骨，多样化服务丰腴了它的体肤，居民的热情参与塑造了它的精神。如今，它已经成长为风华正茂的青年。

强筋骨，构建“三驾马车”

世纪之交的2000年，刘美英迎来了转折，通过考试成为织染局居委会一名工作人员。这是北京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事业干部，她就是1812人中的一名。“当时居委会5个人，除了我是考上的，其他全是返聘的退休人员。”彼时，居委会的主力还是大爷大妈，他们的到来改善了居委会干部的年龄、知识结构。　　

那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提出：对原有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所辖区域作适当调整，以调整后的居民委员会辖区作为社区地域，并冠名社区，在此基础上建立社区居委会。此后，社区建设在全国城市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2001年6月，北京市召开第三次城市管理工作会议，对社区建设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建设的意见》。2002年4月，由钟鼓、后局、织染局三个居委会合并。

“织染局居委会负责800多户，合并以后2000多户。”刘美英回忆道，“之前，我们5个人挤在一间18平米小屋，其中大半是接出来的自建房，特别矮。合并以后，办公场所60平米，而且是新建的，当时觉得特别好。”此后，社区居委会环境不断改善，办公、开会、做活动都有了各自的地方，现在是一个灰砖红窗棂小院子。　　

起名，是居委会合之后的第一件事。工作人员在居民中开展调研，大多数人认为“钟鼓更响亮”，最终被命名为“钟鼓社区”。在这里，刘美英一干就是15年。　　

2003年正逢社区居委会三年一选举，此前居委会合并，加起来十多人；选举换届后，人员精简至7-9人，在年龄和知识层次上进一步优化，居委会呈现出年轻化和高素质趋势。　　

汪芝麻社区党委书记高建荣也是北京首批公开招聘的社区事业干部，“对我们社区基层工作而言，2006年、2010年、2013年是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北京市民政局在《2006年社区建设工作要点》提出：调整和完善社区居委会组织结构，在社区居委会下设社区事务办理站。“那一年，设立了社区事务办理站，还有了一两个人的编制，街道办事处行政工作延伸到社区，比如办低保、老年证、残疾证。这让我们能够部分从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去入户服务居民。”　　

2010年8月，东城区被确定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实行了网格化管理，全区205个社区已经全部被划分为589个网格，成为最基础的社会管理单元。“从那开始，社区的工作变成全面服务居民，人、事、地、物、组织全服务。”与此同时，网格内配齐了管理员、助理员、督导员、民警、司法员、消防员和党支部书记，通过整合各项工作职能，形成了“一格多员、一员多能、一岗多责”的“7+X”工作机制。　　

“党建工作在社区层面一直是堡垒工作，发挥着核心引领作用；2013年以后，尤其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党的领导作用进一步加强。”高建荣说。

至此，曾经被称为“小脚侦缉队”的居委会，蜕变为“三驾马车”的社区管理体系。“最早，我们社区只有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这两个层面，现在形成了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站‘三驾马车’，再加一个网格助理员，总共四个层面。”景山街道社区建设办公室副主任闫岩说，“社区工作人员也由原来的5-9人逐步增加，现在景山街道8个社区，最少的社区是13人，最多的20人。”

丰体肤，拓展服务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如果你问社区的服务范围，工作人员可能会如此告诉你，“天气变化当然得关注，哪天天不好了，施工的得停工，否则污染环境。”　　

1999年12月，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市民政局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事业的意见》，自此北京市社区服务由福利性的服务，转变为面向社区全体居民服务的转折点。“社区”的出现再次将范围扩大，“以前叫居民委员会，就管居民；后来加上‘社区’两个字，概念不一样了，范围大了。”　　

如今，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职责进一步明确。2019年年初，北京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街道工作的意见》，9月印发《北京市居（村）民委员会下属委员会工作指导规范》，居民委员会将设立六大下属委员会，包括共建共治、治安和调解、公共卫生、社会福利（老龄）、文体教育、物业管理等。

皇北社区文艺活动丰富多彩，2019 年消夏纳凉联欢会上，居民们献上精彩演出

20年间，社区服务从“三大项”到无所不包，回忆过往，高建荣觉得，就像一幕幕电影画面。“最早，社区服务主要三大项：调解，巡逻，搞卫生。谁家盖小厨房，谁家不交水钱，纠纷也特别多，我们更多精力投入到这方面了。”

2003年“非典”肆虐北京，学生停课，工人停工，很多人门都不敢出。但社区的工作不能没人，高建荣、刘美英又是党员又是“老同志”，他们得冲在前头。高建荣的家人担心她天天往外跑，劝又劝不住，只好去卫生局买最好的口罩，嘱咐她一定要戴上。

当时，高建荣所在的黄化门社区，有位八旬老人，平时卧床，发烧去了趟医院，人就没了。按照规定，平时照顾老人的儿女们需要隔离一段时间，但他们不干，想往出走，这可吓坏了同楼的60多户居民。最后，高建荣和同事们昼夜守在那家门口，买东西，换煤气罐……“他们想要什么，我们就得骑车去买，都是记账，也不收钱，收钱怕接触传染。”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我们主要是组织活动，让居民们业余生活丰富起来。之后有了‘和谐社区’这个提法，从2009年开始逐渐管‘物’，小加工、小餐饮、小旅馆、小仓储、小娱乐、小商店这‘六小行业’我们也管起来了，厨房卫生不卫生，冒出来的烟合格不合格。尤其2010年网格化管理后，人、地、事、物、组织都得管起来。”　　

那几年，社区基层的设施建设力度非常之大。2009年，北京启动了社区用房规范化建设试点，目前，北京3000多个城市社区基本实现办公和服务用房350平方米建设标准。卫生服务站、社区检务站、社区文化站、社区图书馆建起来了，“一刻钟社区服务圈”也实现了。　　

与此同时，社区服务也更加丰富规范。2010年制定的《北京市社区基本公共服务指导目录》，梳理出10大类60项社区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居民可以像看单点菜一样选择所需要的服务。2017年，《社区管理与服务规范》发布，这是全国第一部关于社区管理与服务方面的地方性标准。　　

2017年，北京开始了为期3年的“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拆违虽然是政府主责，但社区要打前炮，前期联系调查。”刘美英就住在附近，“从前家门口是自由市场，赶上下班时间，推着车子都过不去。现在回家再也不堵了，门口也有便民超市，环境有了很大变化。”　　

社区管理服务变化的背后，是社区工作人员的付出。2000年来的时候，高建荣还挺高兴，工作生活在一个社区，接送孩子方便了。但她没想到，这20年间，别说接孩子了，按时下班都很难，就连除夕夜也很少在家过。

塑精神，社区自治

入夏以来，67岁的小巷管家魏书明忙碌了很多：胡同里不知道谁倒了一堆渣土，他得先问一圈儿，看看是谁倒的，如果找不到人那就联系物业清扫；雨水多的时候，他得各院转转，哪棵树的树杈该修剪了，别倒下来砸着人或物……前几天中午，他闻着一股子糊味，顺着味儿就开始找，结果到了附近张允平所在的胡同，于是俩人一起去找。原来有家人走时没关煤气，火上煮着的毛豆干锅了，火苗呼呼地蹿，满屋是烟。还好屋门没上锁，俩人赶紧进去，把煤气给关上了。

最近他关注比较多的是垃圾分类，经常在垃圾分类桶那给居民讲解，哪些东西该进哪个桶。胡同一家单位有厨余垃圾，装在黑塑料袋，再丟进垃圾桶，有时候垃圾桶满了，他们就把垃圾袋子扔地上，袋子一破，弄得哪儿都是汤汤水水。魏书明找到他们，对方不听，他就反映给书记刘美英去沟通解决。现在，他们和垃圾清运车司机联系好了，车来了，垃圾袋直接送上车，小巷又恢复了整洁。　　

皇北社区有9个胡同、13位小巷管家，张允平也是一位小巷管家。从厂长位置上退休后，他成了一名志愿者，2009年被推举为党支部书记，2017年当上了小巷管家。“我们主要是把胡同的事管好，把胡同里的事情反映给社区，小巷管家就是嘴、是耳朵、是眼睛。”　　

“2008年之前，社区有居民自发组织的合唱队、踢毽队、自行车队，基本是自娱自乐。之后，自娱自乐逐渐转向公益性，你怎么用自己的优势、特长为社会服务。”刘美英说，“从2013年开始，社区各种自治组织逐渐形成，以服务社区、服务居民、建设家园为目的，现在我们有停车自管队、养犬自管队。”　　

2015年7月，《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出台，2016年6月，北京印发《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按照民事民议、民事民决的方式，设立“社区议事厅”，让居民通过议事协商的方式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使社区居民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进一步强化居民自治。　　

走进小取灯胡同8号院，灰砖地面，院里的几棵树送来秋爽，树池子又兼座椅，是歇脚聊天的好去处。不过几个月前，完全不是这番面貌。　　

院内4栋楼，属于房改房，住户来自不同的两个单位，一个有物业、一个没物业，所以问题重重：地面崎岖，杂草丛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社区找专业人士设计修缮草图，居民们也很满意。为了充分征求居民建议，社区召开了协商会，居民代表、物业代表、社区工作人员、施工队伍一起讨论。皇北社区居委会主任杨海龙还记得，居民提了8条意见：自行车棚小一点，腾出更大空地作为公共区域；找好小院地面坡度，避免下雨涝水；院门的样式要大门套小门，避免陌生人将车停在院里……这些意见在后期施工和管理中大多得以实现，“车棚涉及到公司产权，我们正在商议。”杨海龙说。　　

为了方便居民参与，景山街道开发了一个小程序，扫描二维码之后，居民就能在手机上提意见。“比如你希望在亮果厂胡同东口建立一个健身乐园，可以先在地图定位，然后用文字写下来。”闫岩说，“我们会在后台随时监测，定期对居民意见进行梳理，之后反馈街道各相关部门，能解决的尽快解决。”　　

在这种氛围下，居民参与热情被激发出来，在张允平居住的黄米胡同8号院，还有一个小院议事会。在这里，没有居民代表，因为每户居民都是自己的代表。这个院子住了十二三户，曾是私搭乱建的重灾区，煤棚、小厨房，再加上堆积的杂物，让道路极窄、难以通行。地面坑洼不平，院里不见一点开阔地，露天晾衣服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在张允平努力下，小院成立了议事会。他和邻居们商议，能不能各家让出一点地方，让小院的整体环境得以提升。为此，邻居们开会，他找各家谈，“很多人很支持的，有人让出了一些地方，还有人拆了煤棚、小厨房。”

现在，小院中间的违建拆除了，树下既是老人的休闲场所，也是孩子的玩乐之地，最近又应大家的需求新建了晾衣杆。小巷管家张允平今年72岁，生于斯长于斯，对社区感情极深，回忆起10年前参与社区服务，他感叹：“很多白发苍苍老人都义务为社区做工作，他们是我的长辈，所以我也加入了。”现在，他也用自己的热情和行动，在后辈的心里播下了一颗种子。

责任编辑：张燕

文章来源：http://news.swchina.org/hot/2019/1031/3508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