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享|社工如何介入精神障碍患者家庭个案？

2018年12月，专业实习时所在机构在某市进行《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项目》的开展，一位老人主动找到了我们，向我们讲述了，不，应该是痛斥了自己儿媳的所作所为，在此期间老人的情绪十分激动，甚至几度落泪；经过对老人所讲内容的梳理，抛开老人的主观情感因素不谈，以客观的视角得到以下内容。

为自闭症儿子买婚

李某（老人的儿子）。男，37岁。现今精神病史将近30年,持有二级精神残疾证。父母曾为公职人员,小时候家境殷实，但沉默寡言，因父母工作繁忙，并未加以重视,小学时期邀请三四位同学来家中做客,家中的优越条件使其同学嫉妒，进而在上学期间受到同班同学欺凌，最初诊断为自闭症。

而后病情加重，发病时大声嘶吼，有毁物打人行为，父母带其辗转各大医院治疗，收效甚微。26岁时，父母通过买婚,使其成家，据其母亲讲述婚后李某与妻子相处很和睦，很听妻子的话，症状有所好转,发病次数明显减少，甚至学会了骑自行车。现有一子在上小学,健康成长。

家庭生活逐渐回归正轨后，李某的父母凭借自己多年的手艺经营一家中医养生馆，补贴家用。

“白眼狼”儿媳出轨

去年儿媳与保险推销员出轨，向家中坦白，想要离婚，李某母亲不愿家庭破裂，极力挽回，儿媳坚持要离婚，已不在家中居住，现处于僵持阶段。

据李某母亲讲述,自己待儿媳不薄，自结婚后他们一家仍在一起居住,家中的家务都是李某母亲亲力亲为，从没让儿媳动过手，怕儿媳在家无聊托人找关系为她找工作，甚至将自己与老伴大半辈子的积蓄都交给儿媳保管。自妻子不见后，李某病情加重,发病时李某母亲一人已经无法控制，必须以药物维持状况。请社工介入。

老人觉得当初自己虽然是通过买婚将她嫁给儿子，但是把她从贫困农村带到了城市，供她吃、供她穿、拉下老脸为她找工作，一切都是哄着她来，从来没有亏待过她，自己甚至可以说改变了她的命运，但她却不知恩图报——“活生生的白眼狼”，出轨、抛弃家庭，置自己的丈夫和亲生儿子于不顾，对两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家族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对于儿媳的出轨老两口感到非常意外和震惊，完全措手不及，共同生活了将近十年，十年期间没有任何的征兆，现今却突然出轨。

她原本有一个对外人来说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家中二老尚有劳动和自理能力，有经营的生意，不用自己亲力亲为的照顾生活起居，对待自己也如亲女儿一般，财政大权交由自己掌握；家里是之前公家分的房子，没有中年人的房贷车贷压力，

有一个健康懂事的孩子，二老也能腾出时间为自己照顾孩子和丈夫。似乎除了丈夫这个不和谐的因素之外一切都显得很是完美。

无论是从老人个人角度，还是社会舆论角度，都是不能被接受的；从中国社会传统伦理道德来看，老人儿媳的行为显然也不能被主流价值观包容和接纳，这一点无可争辩，白的洗不黑，黑的也洗不白。

社工该如何介入？

1、从家庭社会工作问题理论看

家庭社会工作问题理论指出：个体的转变往往与家庭的整体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对于这件事情双方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案例作为一个复杂的家庭社会工作问题，不能以单一片面的眼光看待，我们不妨试着换位思考，试着以儿媳的角度来更深层次思考，她为什么顶着巨大的道德伦理压力出轨？为什么出轨后仍执迷不悟认为自己没有错？

时间回到十年前，试问哪个少女不怀春？但是突然有一天自己的亲生父母将自己卖给了一个精神病做老婆，这一沉重的打击可能像一根尖刺一样被埋在了心底，一直不曾消除。

李某与妻子是通过买婚的手段结为夫妻。关于"买卖婚姻"的概念,目前学术界有较为一致的认识。一般认为买卖婚姻指“包括父母在内的第三者,以索取大量财物为目的,包办强迫他人婚姻的行为”。 

买婚最直接的影响是畸形婚姻。买婚结合这一过程中，更多的是看中男方所给于的物质方面的利益因素，而直接忽略了对对方的情感培养过程，人品素养和婚后家庭是否能够幸福等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女性被商品化，完全没有对自己婚姻的选择权和自主权。

2、从德国社会学家穆勒提出的理论看

德国社会学家穆勒将婚姻分为三种动机，即经济动机、子女动机和情感动机。这三种动机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文明更替中逐渐演变。到现代社会婚姻的主要动机为男女双方的情感。

但是由于这个家庭的特殊性，婚姻的动机倒退了一个时代，这个家庭不需要李某的妻子创造经济利益,当然也没有与李某有感情培养的过程,买婚最主要的动机是子女,为了李家后代的繁衍。以婚姻的事实掩盖其作为生育工具的本质。直接无视女性作为一独立的个体所拥有的基本尊严。

3、从弗洛伊德后期提出人格结构理论看

更深层次我们可以用弗洛伊德后期提出人格结构理论来解释：本我、自我和超我。

本我是由最原始的欲望和先天的本能组成，在案例中李某妻子的本我应该为厌恶父母所包办的婚姻，讨厌自己的精神病丈夫，想要逃离这个家庭，拥有一段正常人的生活。

自我是人格中最理智的、最符合现实的部分，在案例中与李某婚后生活的这几年，李某的妻子是遵循自我的，一方面虽然是不算完美的家庭，但是婆婆公公对自己很好；另一方面生下了儿子，与这个家庭有了再也解不开的血缘羁绊。

而超我则是社会道德和准则的化身，必须按照该规则行事，并且会遏制本我的欲望，在案例中李某妻子的超我部分应体现为照顾自己患病的丈夫，赡养老人，养育儿子，并且不能有丝毫的怨言，无论是对内对外都要扮演好一个妻子、儿媳、妈妈的完美角色，毕竟这才符合大众道德的认知。

但是在十年的漫长过程中，自我是慢慢转变的，在前期自我更多由超我主导，李某的妻子可能是迫于自己父母的威严，以及为人妻的道德标准，尽力扮演好每一个角色。

在后期，现代信息社会的发达，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的解放，她的自我开始反抗超我，并且向本我靠近，所以她才会做出要与李某离婚，与他人出轨，甚至不顾孩子的感受等一系列事情。

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老人认为对她好，对她无条件的付出，她就必须呆在这个家庭。但殊不知，她想要的恰恰是你最不想给的自由。

通过双方的视角分析，他们似乎都没错，但也都有可怜之处。这整件事情的矛盾，是传统道德与新兴观念的冲突，是个人价值取向与群体价值取向的冲突，更是社工价值观与伦理精神的剧烈碰撞，这对社工而言无疑是巨大的考验，稍不注意便会陷入价值与伦理的两难处境。

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社会工作是一种道德实践，价值介入是无可避免的；社会工作是一种政治实践，价值介入是必然的；要做到遵守整个社会所崇尚的基本价值，同时又不能忽视差别平等，自由自主的伦理原则，才是一名成熟的，智慧的，有担当的优秀社工。

责任编辑：孙彩丹

文章来源：http://team.swchina.org/socialwork/2019/0905/3473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