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支持

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在“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 这部分提到“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具体来说，如何让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有制度和资金的保障？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中，社会工作者该为村民提供哪些支持？在兜底性服务和发展性服务中，社会工作能发挥哪些作用？本刊继续邀请相关专家进行深入探讨。

主持人：乡村振兴是一项持久性的工程，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也是一项长期而深远的工作，您认为怎么做才能让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有制度和资金保障？

黄耀明：

一是中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已提到社会工作者参与乡村振兴，各省及市县研制乡村振兴规划时也应将社会工作者参与乡村振兴列入， 这将为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提供最好的制度保障。二是中央财政每年安排的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专项资金应列出乡村振兴专题，用资金保障社会工作者驻村服务。三是各省市及地方政府也可列出专项财政资金支持社工机构服务乡村振兴，如福建省“三社联动”助力乡村振兴项目就卓有成效。四是继续加大服务“三区计划”的支持力度，从制度、资金和人才等方面支持乡村振兴。

廖晓义：

乐和社工在过去十年乡村振兴工作中，有几点感受：一是社会工作者协同政府制订整体方案， 将社会工作融入整体方案中，这是得到制度和资金保障的重要前提。二是社工机构要进行能力建设和相关的培训交流，有能力协同政府提供乡村振兴整体性方案，既服务于政府顶层设计，又为之提供基层实验样本。三是建立政府行政体系和社会工作服务系统人才晋升通道，社会工作者在乡村工作的经验要作为进入行政系统报考公务员的条件。四是呼吁更多公益基金会和企业家关注、参与乡村振兴，并加强社工界和基金会、企业界的沟通交流。

兰树记：

作为长期坚持在乡村建设领域开展工作的社工机构，应继续扎根乡村社区进行经验积累与模式研发，并对地方政府进行政策建议，推动政府将社会工作纳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这样才有可能从制度层面确保资金和政策支持。同时，国内有关资助型基金会也可设立乡村振兴项目专项基金，整合联动企业及社会各界资源为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组织或社工机构提供项目资金和智力支持。

主持人：乡村社会是“面对面的社群”，乡村治理是通过对村镇布局、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和生产，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环境状况的改善。实现乡村治理需要村民的行动力和创造力，社会工作者作为外来者，该如何深化乡村治理实践？

黄耀明：

乡村治理是激发村民为主体的实践过程， 让村民充满归属感及主人翁意识是社会工作者的首要任务。一是社会工作者采取驻村形式，与村民一起吃饭、劳动、学习，同村民建立“我们”感、“自己人”的熟络关系，才能有效诊断乡村问题，采取助人行动。二是社会工作者要抱着向村民学习、与村民一起行动的心态开展行动研究。村民即是服务对象，亦是行动参与者。社会工作者是助人者，亦是同行者。三是社会工作者不能仅凭专业判断，在乡村指手画脚，而是要培育村民自治意识，提升村民自治能力。通过专业介入，帮助村民发现、厘清乡村发展问题，挖掘乡村资源， 并与村民一起研制乡村发展方案，争取更多资源推动乡村发展。

廖晓义：

以乐和家园为例，我们是在政府支持下帮助乡村建立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辅助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建立、培育、激活互助会。这是深化村民自治实践的开端。村民在政府支持和社会工作者协助下，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自荐或推荐为乐和代表，参与组建乐和互助会，将村民自治落实到村民小组中，协助处理公共事务。乡贤培养出来了，乡村的内生机制就可以慢慢形成。另一种方式是与现有行政系统深度融合，为街道和村（居）“两委”干部提供社会工作的技术服务和培训，让党员和村民代表更好地发挥带头作用。

兰树记：

云南连心近年来推动的“乡村守望者”计划， 即支持返乡大学生、在外就业的青年人等成为乡村社会工作者，扎根云南县域开展乡村建设工作。作为外部进入的社会工作者及高校研究力量，更多发挥的是培训、督导、陪伴、资源链接等方面的作用，以此形成工作的内外联动。当然，作为本土社会工作者，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及民族文化等状况较为熟悉，也能较快与村民建立协作关系，但需要一个快速学习和成长过程。因此，愿意扎根进村寨，并辅以主动的实践学习与行动研究，配备专业的督导团队协作，这是确保社会工作者工作持续深入的有效机制保障。

主持人：乡村振兴最难的是乡村的社会振兴和文化振兴，您是否也这样认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这两方面应如何发挥作用？

廖晓义：

认同该观点。现在很多乡村没有文化和社会的根。乡村振兴就是把根建起来，乐和通过今天的“三院”（大院、书院、庭院），让过去的祠堂、学堂、中堂得以延续社区自治基因；有了“三院”，我们再做耕读居养礼乐的“六艺”。具体而言，到了自然村这个基层末梢建立一个以互助会为自治基础，以联席会为共治平台，以社工站为技术支撑，以党委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共治系统，进行三事分流，促使责任共担；再实施投入改革，建立社区基金会，让政府的涉农资金经基层自主组织（互助会或社会协商机制联席会）层层下放、沟通协商后使用。这需要社会工作者具有多项技能。

黄耀明：

乡村振兴最难的并非社会与文化振兴， 而是人才振兴。人才逃离和人才匮乏是导致乡村凋敝的核心因素，唯有人才振兴才能推动社会和文化振兴。引导广大社会工作者向乡村集聚、服务乡村振兴非常重要。社会振兴上，要培育乡村自组织建设，鼓励老年协会、妇女协会、青年协会等乡村自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文化振兴上，可以倡导家风教育、挖掘乡村文化、设立乡村书院等方式助力乡村振兴。

兰树记：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社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社会工作者可通过推动村民开展村史记录、家谱修订、乡村博物馆建设、乡村贤达故事整理、民族非物质文化的挖掘传承、节气活动再学习等方式，提升村寨不同年龄的人群对自己民族及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和再学习，进而提升村寨发展的文化自信。同时，社会工作者可通过妇女文艺队、妇女夜校、农民讲习所及党建学习等方式，重塑村寨内部社群关系，并充分挖掘骨干，激活、培育村庄内部多种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多元化的自组织多了， 才能把村民以不同的方式凝聚起来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与服务，振兴才有希望。

主持人：中央一号文件里提到，“治理有效是基础、摆脱贫困是前提、生活富裕是根本”，那么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怎么做才能使为村民提供的兜底性服务和发展性服务相辅相成？

廖晓义：

有了社会建设和文化服务，还要有经济建设作为支撑，才能实现乡村兜底性服务和发展性服务并举。我们不仅仅是做社会建设和文化服务，而是有步骤、分阶段地实施乡村振兴。基于乡村空心化现状，我们乐和正在尝试做城乡的共享农园，即“互联网+ 互助会”，吸引城市人群返乡，城里人到乡村经营或体验一分田、一个院、一窝蜂、一个园、一道景等， 这些都是产业，均可通过众筹、联营、共享等方式来做。只有城乡联营共享，方有城市的生机、乡村的生计。当然，这就要求社会组织具备造血功能。在山东曲阜书院村，就已有一块生态农场。这块公田挣了钱还可拿来做公共基金支持互助养老等社区公共事务。

黄耀明：

兜底性服务、发展性服务与预防性服务是社会工作者服务乡村振兴的一体三面。在兜底性服务上，社会工作者要重点关注乡村贫困（困境）家庭与群体，采取物质支持、精神抚慰、康复治疗和构建社会支持网络等方式帮助该类家庭走出困难、重建生活。在发展性服务上，社会工作者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在乡村主体产业、特色产业方面帮助村民发展经济、增加村民收入；在乡村治理方面帮助乡村基层组织提升治理能力，营造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氛围；培育乡村自组织建设，鼓励村民参与乡村自组织，提升村民素养与能力。在预防性服务上，社会工作者要参与乡村法治宣传，让村民懂法、守法，并开展跨专业合作， 针对特殊群体和家庭做出预防性的研判。

兰树记：

面对兜底服务对象时，社会工作者应充分了解服务对象的潜能及其家庭和社会支持体系，助力其建立家庭和社区的互助系统。通过兜底性服务的开展，可有效激发村寨内部相关照顾及互帮互助的氛围形成，凝聚村寨人的公益心，并由此激发村寨内部发展的社区关系基础和组织发展基础。

责任编辑：张燕

文章来源：http://theory.swchina.org/elite/2018/1018/3242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