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是一门职业吗？

在考察社会工作是否是一门专业之前，必须坦承，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来承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我对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文献、社会工作者的了解都非常有限——非常非常有限。因此，如果在你看来我得出的结论不正确，或者不那么学术，我恳请理解我本不愿意发表这些观点。

“专业”[1]或“专业工作者”这个词语可以松散使用，也可以严格使用。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它就是“业余”的反义词。从这点来看，如果个人将其全部的时间投入到某项活动中，相对于那些只是偶尔或者临时的参加者而言，他就是专业工作者。专业的护士、棒球运动员、舞蹈家、厨师通过专注于各自的职业来维持生计，并可望持续如此；与此相对，业余护士只是在战争期间、业余棒球运动员只是在青少年时期或者大学时代才参与进来。从这一角度来看社会工作，对于那些全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而言，它是一门专业；而对于那些只是偶尔地部分投入到积极慈善活动中的人来说，它便还不是一门专业。

不过，还没有人让我来判断社会工作究竟是一份全职还是兼职的职业，简言之，即它是专业性还是业余性的职业。我们假定任何有一定要求的职业都需要认真从事此职业的人投入全部的时间——当然，志愿者工作可以只需付出部分时间和精力。这样来说，专业的界定更多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与商业或手工业相对，严格使用的专业这个词语是许多活动渴求的、独具殊荣的称号，但如今它已经被不加鉴别地滥用。几乎所有的职业，只要明显不是商业活动，都喜欢将自己归类为专业。医生、律师、牧师、音乐家、工程师、新闻记者、受过正规训练的护士、杂技与舞蹈师、骑师、手足病治疗师都自称专业。如果他们的名字可以与某一学位或者近似学位的奇妙字母组合联系起来，他们就假定自己的宣称毫无疑义。基于这一点，手足病治疗或许是一个专业，因为纽约手足病治疗学校可授予手足病治疗学位（M. Cp.）；如果社会工作学位（S. W.）可被授予，那么也许它也符合专业资格。多年前，西部一所大学的校长告诉我，他把他所在研究院授予的所有学位编撰了一个名录。在这个名录中，出现了一个怪异的字母组合——即 N.G. [2]。直到得知它不是试图评价全部学术产出的质量好坏，而仅仅是指护士毕业生（graduate nurse）时，我才释然。如果学位决定一切的话，护理仅因为这个原因便成为一门专业。

如果“专业工作者”的概念只是包括上述不加鉴别的活动，那么我们也不必为阐述这个概念浪费时间了。如果存在舞蹈专业、棒球专业、表演专业、护理专业、艺术专业、音乐专业、文学专业、医学专业和法律专业等诸如此类，那么专业这个术语也太过含糊而无法辩析。我们或许可以放低标准，允许人们自称专业工作者，因为人们乐于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某种社会声望，尽管与这种社会声望相连的专业词语显然已遭到滥用。

但要使专业获得其真正的意义，我们还需要除了宣称（claim）或者学位之外的东西，需要形成某些客观的标准。只有社会工作这一术语被限定为拥有这些客观标准的活动，它才可能被认可为一门专业。我假定，社会工作者想要成为医生和工程师意义上的专业工作者，他们会希望与这些专业联合起来保护专业这一术语不遭侵蚀。那么，在这种狭义和褒义的理解层面，专业具有哪些基本的特征呢？

当然，我们无权武断、主观或者非历史性地下结论。专业属性经历了一个可追溯的发展过程，专业的数量也并不具有稳定性。曾经是非专业的职业逐渐演变具有完全的专业地位，这些变化还将持续下去。我们今天形成的定义也因此需要随时更新，我们留意到的许多活动都将发生内在的改变。但我现在关注的不是考察这一现象的演化，而是关注当前专业的标准是什么，以及社会工作是否符合这些标准。少数几个专业在这一点上获得了普遍承认，如法律、医学和布道。我们必须从这些专业中分析提炼专业的标准，至少，着手概括出专业的特征。然后，我们应该考察新专业的增加在多大的程度上扩充或者改变了专业这个概念；最后，社会工作在多大的程度上符合这一标准。

我们是否可以说，专业的首要标志乃是其活动在本质上的智力性（intellectual）特征，体力工作并不必然被排除在外；使用工具的活动也不必然被排除在外。医生并不会因为用手指触摸病人的脉搏、用手探测病人的胸腔而减少他的专业性；同样，工程师也并不会因为他使用仪器或者工具就不是专业人员。在这两种情形下，活动的本质特征都不是源自于活动使用的仪器。仪器只是一个插曲或者偶然因素，活动真正的特征是思考过程。这种应用于问题中并寻求理解和把握问题的自由、敏锐、清晰的智力，才是专业的首要特征。

在智力自由发挥的任何场合，从业者的责任都是巨大的，同时也是个人性的。在这种情形下，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纷繁复杂，所运用的设备工具丰富多样，行动者——医生、工程师或者传教士——对他应该采取哪些行动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并不受他人指令而工作。虽然他必须与别人合作，虽然这一工作是团队工作而不是个体工作，但其责任依然是完整的、个人的。责任的性质产生于这一事实——专业具有智力性的特征，因为在所有智力性的活动中，都是由思考者自己承担风险。如果智力性及其随之而来的个人性责任被视为专业的标准，那么，仅仅具有工具性（instrumental）和机械性（mechanical）的活动并不能声称自己享有专业地位。因为在工具性和机械性的活动中，人类的心智并不享有必需的自由活动空间，也不承担必需的责任和个人性职责。实施或应用一项经过缜密考虑后的技术，无论这项技术是粗糙还是精良，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毕竟只是常规性活动。而在常规行事者背后有进行思考并因而承担责任的人，只有他才应该被称为专业工作者。

我们习惯于说习得的专业（learned profession）“习得的”这个词在这里有怎样的重要。性呢？是不是意味着除了习得的专业外，还有非习得的专业？我认为不是这样。因为专业活动的智力性特征包含着将理念转变为实践，包含着从习得世界的这一或那一领域中获得原材料。如果主要采用甚或大量使用一般容易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也就是说，如果仅仅依靠普普通通的信息来源，专业就会难以获得其智力性特征。专业需要通过实验室和研讨课来获得常新的事实，正由于从其中可获得各种持续的思想观点，才使得专业不会退化为例行公事，不会失去它的智力性和尽责性特征。因此，专业的第二个标准便是它的习得性特征。由于这一特征是内在本质性的，所以，“习得的”这个形容词其实并没有给专业这个名词增添任何新内容。

专业由此具有智力性和习得性；而另一方面，专业具有明确的实（practical）。没有哪个专业只具有学术性和理论性特征；专业工作者必须具有十分明确的实践性目标。专业工作者的工作过程从本质上说具有智力性，他使用的原材料取自于知识领域；在此基础上，他必须承担明确而具体的任务。在可望取得共识的专业属性上，所有活动不仅具有智力性、习得性，还具有明确的目标。例如，法学、医学、建筑学和工程学这些专业在边界明确的领域中运行，并努力达致清楚、明确、具体的目标。医生主要依靠某些明确的科学——解剖学、生理学和药理学等，将这些科学应用于健康的维护与恢复。建筑师依靠数学、物理学等，将其应用于建筑物的设计与建造。当然，目标可以是具体而现实的，而不是物质而有形的。大学教授们开展教学、培训教师、增长知识、开发思维，他们的工作便具有这样的特征：具有智力性和习得性，工作目标具有明确的实践性。

上述这些专业是毫无疑义的，它们都具备一种可通过有序且高度专门化的教育训练来获得传递的技巧。虽然专业成员在某些细节上会存在观点分歧，但他们对专业力图实现的具体目标、专业从业者为达到上述目标必须掌握技能的具体类型抱持一致意见。在此基础上，他们对获准进入专业学校之前应完成一般性和专门性培训的数量和质量、对专业课程的内容和篇幅长短达成共识。对于那些不能全力、自由、尽责的达成这些要求的人们来说，这些规定意味着他们应被排除在外，同时，保证那些潜在的胜任者获得指导，使他们得以从提供的培训中获得最大可能的收益。

如果去除专业这个词让人反感的等级含义，一门专业几乎算得上是一个同业协会。专业活动十分明确、能够吸引人们的兴趣，具有如此丰富的责任和义务内涵，因此让追随者全身心地投入进来。专业工作者及其家人的社会和个人生活也因而围绕着专业核心组织起来。一种强烈的阶层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得以形成。尽管从外部形式上看，专业有一些贵族化，但应该说，专业是具有高度民主化的制度。可以这么说，专业确实常常设定进入资格的特定要求；但我认为，民主的意思并不是消灭差别，而只是消除那些不必要的、主观臆断的差别。如果专业成员的资格不是取决于相关活动的本质性标准，而是取决于出身、财富或其它某种偶然因素，那么专业就会由于变得傲慢或贵族化而受到强烈指责。但如果专业成员的资格条件仅仅由责任的性质来决定，如果专业成员资格仅仅依赖于符合那些已经达成的条款，那么，就必须判定专业在本质上是十分民主的。

毫无疑问，总会有这样的危险，即单个组织的利益与整个社会有机体的政治利益相冲突。医生、律师、教师团体都可能会发觉，构成这些团体的个人的利益与社会整体的利益会相互抵触。但从整体上看，在民主的环境中，比起未组织化的、孤立的个体来，这类组织化的团体对公共利益的反应会更灵敏。无论如何，在公共舆论的压力下，专业团体已经越来越倾向于将自身视为努力实现社会目标的有机体之一部分，而不是联合起来主张自身权利或保护自身利益和准则的整体。我不希望人们以为我主张这一发展已经完全实现，这与实际情况相差太远。教师、医生、律师团体仍倾向于首先关注自身利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专业团体明确且公认的目标是通过专业性组织来推进共同的社会利益，这逐渐会成为专业特征的标志。因此，致力于善行（well-doing）会越来越可能成为专业活动被认可的标志。伴随着这一发展，专业从业者个人的金钱利益会逐渐让位于为实现更宏大目标的责任。

现在，我简要回顾一下我们提到的六个标准：专业在本质上是与宏大个人责任相伴随的智力性活动；专业从科学和知识中提取原材料，它们运用这些原材料去实现实践性、明确性的目标；专业具备可通过教育来传授的技巧；专业倾向于自我组织化；专业日益呈现动机上的利他性。用这些标准来检验各种形式的活动以决定这些标准是否有效，将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可从一个简单又明显的例子开始——管道工（plumbing）。管道工具有某些专业性特征：目标明确，拥有通过教育可传授的技艺，并建立了非常明确的组织。但管道工不是门专业。管道工人是机械操作员，他们的行动具有工具性而非智力性；他们使用的材料具有普通经验的特性，并非来自于即时或新近的科学和知识领域；最后，迄今尚无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管道工的精神正在逐渐社会化。管道工仍然太过追求自身的利益。因此，它是一门手艺，而不是一个专业。

银行业（Banking）是具有某些专业特征的活动。它具有明确的目标；包含大量智力性活动；发展出明确的阶层意识。但显而易见，银行业不具备构成专业的资格条件：它迄今为止尚未充分运用经济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它可以模糊地称为“商业理念”“商业经验”、“常识”或“经验法则”（rule of thumb）。毫无疑问，银行业成为科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近来的立法也标志着它正明显地朝向严格意义的科学性或专业性的银行业迈进。但当前，银行业务实践还主要是经验性，而不符合专业主义的现代理念。当然，它还有其它一些缺陷。最近，一位卓越的银行家自称是“守信用的交易商”，由此可见银行业十分强调经济利润的动机。当然，国家的银行业利益在危机时期也可为保护公众而动员起来。

但在这些情形下，商业利益和公众利益交织在一起，因此，这一动机是否被视为专业利他主义的范例尚存在疑问。无论如何，这种情形只是一个例外，因为它是出于外在的共同危险，而不是内在的精神追求。因而，目前银行业只是被视为具有某些专业知识的一个行业。

药剂学（pharmacy）是一门专业吗？受过正规训练的护理是一门专业吗？药剂师调配医生的处方，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必须具备相当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某些科学知识，尤其是化学知识。他还必须非常谨慎，不管是疏忽还是粗心，他任何最小的错误或者他没能发现医生的错误，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根据上文提出的标准，应该说，药剂学具有明确的目的，拥有可传授的技巧，并且至少一部分的基本材料来自于科学。但另一方面，药剂师这些活动并不具有显著的智力性特征，其责任也不是与生俱来或者首要的。医生进行思考、做出决定及发布命令；药剂师则只是服从——当然是谨慎、理智、灵活地服从——但最终只是服从而不是创造。因此，药剂学只是医学专业的一只手臂，是一种专门性且更高形态的手艺，而不是专业。这种区分不只是语言上吹毛求疵，而是因为它对解决与药剂学相关的所有教育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是否将受过正规训练的护士判定为专业人员，对我来说乃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但如果我们对这些活动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厘清与社会工作相关的问题，那么，对这些模糊案例的讨论应很有裨益。接受训练的护士正在全力以赴地提升其职业地位。她有充分的理由提出：其工作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她必须具备知识、技能和判断力；随着职业尊严的提高，准入资格的可能性也会提高，所有的这些资格条件都必须具有内在的智力性。但也应注意到，受训护士的责任既非本源性也非决定性。同样，她也可被称为内科医生或外科医生的另一只手臂。她的功能是工具性的，虽然确实不是机械的工具性。在特定关系中，她或许只是一个合作者。归根结底，是医生在观察、反思和做决定。受过训练的护士只是在他的手下工作；执行他的命令；像哨兵一样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被召唤；她在智力活动上忠实地服从于医生的想法和策略；通过发挥与其能力严格相称的作用，支持医生的工作。那么，这种从属特点的活动可被视为专业吗？与之相关的所有教育政策也都取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

我们谈到了受过训练的护士和病房助手，也提出了关于受训护士与医生之间关系的某些问题，尽管并没有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也应该指出，还存在其他类型的护士。如公共卫生护士乃是健康官员，她独立负责某一领域的工作， 而非在病房遵循他人的命令。不过，护士这个词是否适用于她，是否需要对两者之间的训练和术语进行区分，在此则并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

下面我们可以讨论那些毫无疑义的专业类别，如医学、法学、工程学、文学、绘画、音乐等。这些职业无一例外都包含着个人责任性的智力活动；它们从知识和科学中直接获取资料；它们拥有组织化的、可通过教育来传授的技艺；它们已经演变形成了明确的社会地位和专业地位；它们越来越清楚地倾向于成为实现宏大社会目标的一个构成部分。我无需分别提及所有这些专业来证明这一观点，医学这一个案例就足矣。医生的功能活动具有充分的智力性特征，他的责任也具有绝对的个人性。他使用各种物力或人力工具：显微镜、听诊器、脉搏器、护理员、药剂师、营养师和护士。但正是他权威性的智力将这些资源连接起来以发挥作用；正是他对问题本身及如何解决问题承担决策责任。当然，也有许多医生，“智力性”这个词语或许应用于他们的工作过程是不适合的，如一些例行公事者，依照的是机械性的准则，对于他们而言，操作过程只需遵循某些显而易见的标识就可以了；但这些训练不足、技术不精的医学工作者并不能在现代医学中占得一席之地。他们已经过时，即使是那些幸存者也免不了遭淘汰的命运。

进而，医学直接从科学中获得原材料。事实上，主要出于应对医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需要，已经发展出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科学，如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和药理学。这些科学已然取得与化学和物理学相同的独立性，它们发展迅速、有其内在的旨趣而不一定与疾病有直接关联。但这些科学给医生的大部分工作提供了原料，医生专业性的成长也取决于他在多大的程度上用观察和思考的资料代替经验性的资料。

从另一些特征看，医学也同样完全具备专业资格：它具有我们已提及的明确的、实践性的目标，即：保护和恢复健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仰赖于一种有效且运转有序的教育培训；它已取得十分明确的地位；最后，虽然作为整体的医学组织和作为个体的医学成员都未宣称毫无自私或谋利之动机，但必须公正地说，医学专业真正注重的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它自身的利益，它不断地回应巨大的社会需要，它将个人利益最小化的迹象也并不鲜见，如同其在教育过程中对个人利益的淡化。

我希望，上述这些例子可以让我们更加明晰专业的标准并将其应用于社会工作。那么在技术及严格意义上，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吗？纽约慈善学校的公报以“社会工作专业”为标题作了如下的阐释：

慈善学校主要是一个为公民和社会工作提供研究生层次的专业培训院校。慈善从其最广泛和深刻的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包括了所有类型的社会工作，无论是政府支持的还是民间资助的。社会工作是指任何为了改善社区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减轻、消除或预防因性格弱点或外部环境压力带来的痛苦所采取的持续的、审慎的努力。所有这些努力是在慈善、教育及其正义的指引下进行的，根据这一观点，相同的行动有时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

这段话中描述的活动明显具有智力性而非机械性或例行化的特征。工作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分析和鉴别能力，具有宽广而柔韧的同情心，良好的判断力，善于利用一切可用资源的技能，以及综合创造的能力。这些工作确实具有智力性特征。

但我承认，我还不清楚，这些责任更多是一种协调性还是一种原创性的活动。下面我尽量具体地解释这一点。工程师提出问题并致力于去解决它；医生、传教士和教师也是这样。社会工作者接到一份个案，此个案是一个濒临解体的家庭，或是一个伤残者，或是一个缺乏社会性的企业。在确定问题的所在、判定问题的特殊性之后，难道他通常不是力图调用更适合解决问题的专门化机构、专业工作者或其他人吗？由于有疾病需要治疗，所以需要医生；由于存在无知，所以需要学校；因为贫困，所以需要立法者以及有组织的慈善活动，如此等等。当社会工作者只是协调最合适的特定行动者或机构，让这些人来处理他所遇到的紧急情况时，他自身还能算是专业人士吗？抑或他只是用其智力活动来促成这种或那种的专业行动而已？具体行动的责任因而落在了他所调用的人员或机构身上。社会工作者所遇到情形的复杂多样性使得他更多地扮演各类专业机构的协调者角色，而非自身是一个专业行动者。

关于社会工作的协调者角色，我并不是说别的专业都是相互独立或者独立运作的。事实上，不同专业之间在完成特定任务的过程中合作是近现代组织的鲜明特征。建筑师、工程师、保健专家、律师和教育工作者合作创建学校或建造房屋。

但需要指出的是，它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劳动分工；是依照普遍共识来进行的，每一方对其独有的功能承担首要责任；并且，其功能具有明确性，其责任具有完全性，我认为，它与相似情形下社会工作者所承担的功能和责任是不同的。

考察社会工作的目标，也会得到相同的结论。我已经在前文指出，所有已经确立并获得承认的专业——医学、法学、建筑学、工程学——都具有明确且特定的目标，可以在它们各自的领域之间划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但社会工作不是这样。它看起来不是一个明确的专业领域，而更像是许多专业领域的一个方面。医学的一个方面属于社会工作，法学、教育学、建筑学等的某些方面也属于社会工作。我们可以暂时回到上文引自纽约慈善学校的课程介绍，看看它所列出的社会工作范围：改善社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减轻并预防源自个人或社会的痛苦。波士顿社会工作者学校（Boston School for Social Workers）的学校简介中列举了其毕业生可以承担的各种职业类别：儿童照顾、教会和宗教工作、民间机构、工业改良、机构化和医疗性的社会服务、社区工作和休闲娱乐、有组织的慈善活动、缓刑与假释。其就业领域太过宽泛，以至于不可能限定一个范围。我们认为，专业的范围应该是有限且明确的，这样从业者才能采取相应行动；而有限的工作范围和行动需要高度专门化的能力，它与社会工作范畴的宽泛性却不太可能相适。这种行为的宽泛性特征必然表现为一定程度上成就的肤浅与实践能力的缺乏。但如果我们不把社会工作者视为努力解决某种事态的行动者，而只是居于其中召集不同领域的专家、促进他们的合作和协调他们的行动，那么，这种目标的宽泛性就不是一个该受到指责的问题。它要求社会工作者必须极其谨慎且相当谦虚，因为在当今时代，只有在一个限定的领域中才有可能获得足够的确定性。因此，这是不是至少暗含着可将社会工作视为与许多专业相关，而其自身却不是一个专业呢？

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得出相同的观点。许多活动之所以被称作社会工作，也许是因为那些已经获得承认的专业在社会性这一方面发展得太慢。假设医学已经完全社会化了，医务人员、医疗机构和医疗组织是否就会去重视目前医疗实践所缺乏而为社会工作者所关注的方面呢？同样，法律的缺陷所引致的需求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因此，至少部分上，社会工作更多被看作是试图去补充某些已经存在但尚未获得充分发展的专业，而非一个独立的专业。它把那些已经存在的专业组合起来；注入新的精神；并把它们联结起来，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处理一个给定的情况。

缺乏专门性的目标严重影响了社会工作者的训练。如果一门专业能精确定义自己的目标，它就能够制定自己的教育规程，能够实现预期的效果。但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太过庞杂，这使得严密、有目的性地组织化教育训练不太可行。它需要的是见识广博、理智健全、有策略、有判断力、有同情心、足智多谋的人，而不是某一或某一些具体类型的专门技能。对于生产这一类型人才的教育而言，它应具有许多公民和社会利益领域中那种宽泛意义的文化性，而非技术意义的专业性。社会工作者所投身事业的模糊性必然也会对教育者本身造成困扰， 我们或许可以从一位社会工作教育者的言论中获得某种判断：“我们不知道教给他们什么东西。”与此相关，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工作培训学校的校长们并非是受过正规训练的社会工作者，而具有其他领域的训练背景。格拉汉·泰勒（Graham Taylor）博士具有神学教育背景，布莱克特（Brackett）博士和迪瓦恩（Devine）博士是经济学家。除了很好地了解一个专门领域之外，他们还在许多其它的领域中具有广博的知识。正是这种通过实践经验得到增强的广博兴趣和知识，而非针对特定工作的特殊训练，才使得他们能够胜任社会工作者学校的校长一职。

请允许我做一下补充，我上文的论述并非暗示慈善学校是多余的。当把慈善学校视为教育投资时，我怀疑这些学校还未认识到它们恰当的位置和功能。不过，让教育机构尽可能地触及社会活动的主要方面显然有其便利之处；同样，强调教育机构在许多领域中非学术性的实践方面也有其明显的优越性。但这一类型的教育并不具有严格的专业性特征。它只是把优秀学生在之前的高等教育课程中所掌握的知识进行了补充与推进而已。

虽然社会工作不符合某些专业标准，但它很容易满足其它的专业标准。社会工作者的原材料来源毫无疑问： 来自于科学和知识，来自于经济学、伦理学宗教学和医学；其专业自我意识的快速发展程度也毫无疑问，可从其大量的年度学术会议中得到证实。最后，社会工作在某一个方面可以说与教育学处于相同的层次，即社会工作者的回报基于他自身的良知和信仰，这一点大多数专业仍然还比较缺乏。社会工作者的生命以致力于实现非个人利益目标为特征，其自身的满足感主要通过其为他人的满足而努力来获得。

不过，专业活动的这一属性还有另一面。专业的培育不能仅仅出于利益。但请允许我再补充一句，专业的发展也不能建立在志愿服务或者低报酬服务的基础上。大多数的男性和女性庆幸于自己的职位安排，是因为他们承担的职业能够提供其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收入。通常，如果一个职业不能承诺以生存工资作为合格服务的报偿，就不可能吸引训练有素的男性和女性。与工作者自身的满足感相比，与慈善行为相伴的内在快乐似乎常常并不能够让工作者的合理欲望获得完全的满足，我的这个想法有错吗？再次说明，在这里我只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进行批评。

我们已阐述了专业的标志，并发现总体看来社会工作在目前这个阶段还很难说符合成为专业的条件；人们或许质疑我们是否只是口头上的吹毛求疵，问题是这种对专业的分析有任何现实意义吗？

在我看来答案是肯定的。例如，社会工作者有时也许有点太过自信；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工作者已沾染了新闻业的恶习——言行过分机巧。我们暂时假定，反思那些广为认可的专业和社会工作之间的差别可以让我们在关键时刻提醒社会工作者：即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他自己不是专家，而更多地是协调者，是去协调和召集专家。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观察难道不会更谨慎一些吗？他的言论不会更克制一些吗？他遇到的困难难道不是更多地属于经济的、教育的或者公共卫生的吗？我的意思是，他要警醒到他的依赖性，这种警醒会带来谨慎、细致和克制。因为如果社会工作还不足以确定是否可称为专业的话，社会工作者至少需要比他召集的专业工作者更少一些自负。人们的许多反应难道不是由于对改革者那种盲目的或无根据的自信所形成的不必要惧怕而造成的吗？如果是这样，从专业的视角去认识社会工作的局限性就有其现实的意义。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某处引用了歌德的名言：“知难行易”。在某种意义上，这句话是对的。如果我们指的是例行化的行动和根本性的思考，则确实行动容易思考难。但在某种意义上，这句话却是错的。如果我们指的是有效的行动和肤浅的思考，则思考容易行动难。轻易地、毛毛躁躁地搜罗革新的建议是一码事，甚至最进步的新闻工作也具有这一特征；而提出现实性问题是另一码事。我知道没有什么比掌握公共卫生或教育问题的确切状况并改善这种状况更困难的了。同样困难的情况还在于：仅仅是或某种情形下主要是由于犯错者的不公正及刚愎自用而导致的问题。问题本身是复杂的，我们的资源不充足，我们的力量——尤其是在处理他人问题方面——不仅相当微弱，而且作用发挥缓慢。在现在讨论的这个意义上，歌德的名言可能要颠倒过来：知易行难。

我一点也没有要挫伤社会工作者积极性的意思，更不想帮助或安抚对立者。我并不想试图消减对贫困、无知、疾病、自私的攻击气势（vigor）；但此时，其它所有观点都忽略不计，我只是从专业的立场来考察社会工作者的方法。当社会工作在其特征上完全专业化，方法上完全科学化时，我们就会认识到气势并不等同于智力（intelligence）。而且，如果没有智力基础，也不可能获得成功的气势。社会工作不可能依靠常常取代经验和知识的言辞来取得斗争的胜利，而只能靠人们开展的阵地战，他们熟知为之而斗争的每一寸土地。

刚才我论及新闻业，人们不要以为我是在贬损高效而出色的新闻工作。但新闻工作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那些受紧迫情形的驱使而辛勤工作的新闻工作者最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些局限性。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当前专业需要一种表述和记录形式，其特征是科学性的而不是新闻式的。就新闻的公共性而言，报纸、周刊或月刊几乎都在为社会工作服务。尽管毫无疑问，为了新闻宣传和展开辩论而将这些新闻材料用于社会工作仍然是可取的，但重要的是，我们并没有因而将新闻工作提升到科学或专业的水平。一门专业必须以期刊的形式找到一种庄严而重要的自身表达方式，用谨慎的术语描述正在开展的所有工作；它还必须用逐渐坚实而丰富的文献定期反映其突出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工作向专业地位的演变可以通过以其名义而出版作品的质量来衡量。我不会假装自己对社会工作的文献有多熟悉，能够让我去评价其期刊或著作的质量在多大的程度上让人印象深刻、具有科学性或专业性；但我相信：那些希望社会工作像医学或工程学一样得到严肃对待的人们考察这一观点或许大有裨益。

因此，现在大家可能觉得我的观点并非十分积极。而如果社会工作能够不情愿地意识到，它并非如同医学和工程学意义上的专业，它将会有所得益；如果医学和工程学有理由谨慎前行，社会工作更应该这样。曾经有人问已故总统吉尔曼（Gilman）的父亲，他的儿子丹尼尔（Daniel）是否已经选定了自己的职业。“不知道。”他回答道，“丹尼尔一直在行动而不是在表白”。

但毕竟，最重要的乃是专业精神。所有活动也许都需要注以真正的专业精神。如果那些已获承认的专业被放在唯利是图及自私自利的层次，那么法学和医学在伦理上和商业也没什么两样。而如果商业是诚实守信的，它也会发展到专业性的水平。社会工作诉诸很强的人道主义和精神层面的元素。它坚持不受世俗的舒适、荣耀、金钱的诱惑。那些致力于使世界成为更美好之地的人们的无私奉献为社会工作注入了专业精神，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我不遗余力所做的上述专业区分。长远来看，具备专业精神将是专业首位的、最主要的和不可或缺的标准；这一标准社会工作可能——如果它向此发展的话——完全符合。

[1]原文出自 Abraham Flexner. 1915. “Is Social Work a Profession?” 576–90 i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责任编辑：张燕

文章来源：http://family.swchina.org/wiki/2018/1015/3239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