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若水：生活世界视角下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 焦若水　　　

作者简介：焦若水(1977- )，甘肃陇西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作理论，民族社会工作。

一、社会工作本土化论辩的表与里

(一)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与现实论辩

专业教育与政府政策是中国社会工作蓬勃发展的两大推动力，也是梳理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基本结构脉络。不过，即使在教育先行和政府购买的助推之下，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一种“嵌入性”发展模式。只有在改革深化和社会转型加深，新的社会管理格局逐步形成后，社会工作才有可能从政府主导下的专业弱自主性嵌入状态走向政府—专业合作下的深度嵌入(王思斌，2011)。

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命题来看，教育先行的学院派力主专业化与专业合法性地位，但却陷入追求“专业化”而致“专业本位”的陷阱；本土化派促进社会工作的嵌入化发展，但却依附“政府购买服务”体制而致“建制化”的异化现实(赵环，2016)。专业化和本土化本来是一对互强关系，在现有讨论中却被建构为对立关系。专业话语与实践话语之间产生嫌隙的关键在于对服务对象生命历程与其背后生活世界的理解不足，这成为社会工作本土化推进的瓶颈，迫切需要形成自身的创新话语体系。

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现实问题来看，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制度框架基本确立，服务网络日益拓展、专业实践逐步深化，但总体上社会工作还处于起步发展的初期阶段，在认识层面、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存在诸多挑战。特别是建立在本土知识(包括本土政策环境)基础上的扎根方法运用和浸入程度不足，社会工作专业化知识日益与社会发展实践的脱节，社会工作实务服务技艺化、工具化的问题日渐突出(朱健刚、陈安娜，2013)。如何避免社工忘记社会工作的“社会”本质，重新将“社会”元素放入日常工作当中，这一问题需要高度关注(甘炳光，2010：17～28)。

总之，围绕专业化—本土化的论辩和社会工作发展实践问题，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外部性特征，与中国现实社会关联度太低，对社会认知与民众需要回应不足，本土化讨论终究流于表面。认识真实的中国社会及其变动逻辑，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经验和西方理论，用理论和制度代替实践，用目的代替过程，用规范代替分析，而是必须在中国自身的历史传承或断裂中，从近几十年的社会改革实践中建构和确定问题意识、概念、视角、分析框架，乃至理论体系(肖瑛，2014)。因为归根结底，社会工作的性质是“一点一滴，经常创新的；一步一步，不求近效的；避名求实，善与人同的；助人自助，而不越俎代庖的。社会工作乃是一套软功夫，一套软中有硬的功夫”(李安宅，2012)。换言之，社会工作有效本土化必须进入内部，从社会结构性议题入手，真正回应社会需求，在生活世界里扎实推进实践导向的智慧提炼，或许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由表入里的持续发展。

(二)返回生活世界：理论与方向

当代西方社会工作对个人主义与微观问题的反思，促进其对现实生活系统与过程的关注(Lightburn，1994)。以Carel.B.Germain的《社会工作服务的生活世界范式》一书为代表提出的生活世界理论(life model)，与晚近以胡塞尔批判的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方法论遥相呼应。促进社会工作服务直面服务对象由知觉实际地给予的、没有经过科学概念化的生活现实，避免掉入规范化和概念化的专业陷阱(Germain，1996)。因为社会工作服务的场所就是日常生活领域(everyday life)，其显著特点是平庸或者一般常态，反映出个体、群体、社会和组织的日常生活(Huberman，1994：105～138)。无论是国家、政府、市场，还是社会工作都同处一个共同的生活世界之中。

在生活世界视角下，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在于释放个人、家庭以及社群的成长和适应社会功能，在此过程中激发服务对象赋权增能，提升效能责任感。生活世界理论视角下的社会工作专业特征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社会工作服务必须同时考虑家庭、群体、社区功能失调与社会工作直接服务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将具体社区、社会组织、政府结构与政策体系列为最为重要的三个影响者，从一开始就将社会工作服务功能的发挥放置在生活场景中展开；二是注重多样性敏感服务，最大程度降低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因为“生活世界”场域错置导致的服务偏差；三是社会工作者作为合作伙伴和服务对象共同在生活世界中展开服务，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伙伴式关系；四是社会工作服务将需求评估、生命叙事与服务计划进行整体设计，促进社会工作无缝对接服务对象的生态系统；五是将服务对象的生活环境、社会政策、文化约束放置在完整的、动态的环境中看待，关注个人和集体联结的力量。

二、“生活世界”中的社会工作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和政府提倡国家和社会的分化，“小政府大社会”在社会工作寻求专业自主身份的过程中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公共话语。但现实的状况是，学界千辛万苦呼吁的“社会”在老百姓那里不正规和不可信任，“国家”依然是最受认同的范畴，“社会上的事情”杂乱无章，上不得台面；“社会上的人”不正经，需要提防(项飙，2010)；社会工作者进入社区服务被疑虑为传销、服务免费居民不信任、服务收费社会又批评的诸多困境，实际上已然揭示了中国社会工作展开的生活场景。

基于笔者长期在社会工作一线督导的参与式研究，本文从三个社会工作服务场景对生活世界议题进行分析，探索理解社会工作本土化深入的理论与实务议题。

(一)养老院中的生活世界：不止临终与灵性

国内社会工作界近年来关注老年社会工作的临终关怀服务，灵性与宗教议题讨论热烈。不过，许多理念与方法创新似乎只是将服务对象塞在古代经典或宗教教科书中，而没有考虑到中国社会中宗教生活的复杂性(焦若水，2013)，忽视了灵性、宗教议题与生活世界的内在联系及其互动关系。

北方L养老院入住的两百多老人中，每年冬春之际30%左右去世，恐惧和“风水论”蔓延，严重影响院方在当地的运营，院方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希冀通过专业化方法应对，购买社工服务，但收效甚微。从生活世界视角出发调整服务体系，发现当地传统对入住养老院有着很强的思想抵触，绝大部分老人高龄体弱时才“被迫”入住，去世比例高的结构原因得以显现。院方原有住区和病区不分，一旦同房间有老人去世，其他老人高度紧张和焦虑，加剧了死亡率提高。社工和医生冬季前先进行评估，适当将高龄病重老人分流到病区，老人集中去世数量开始显著下降。看似简单的居住安排带来改变，背后是对养老院中老人心理微妙反应的把握，是对高龄老人面对死亡威胁时身心灵抽丝剥茧的分析。但目前养老院中入住的老人平均年龄八十岁左右，其特殊的生命历程将宗教、主流价值观、民间信仰杂糅在一起，呈现出既“无神论”又满是“封建迷信”的色彩，老人们普遍反映每年近百人去世导致院内“阴气”很重。社工尝试用各种宗教灵性和临终关怀方法介入，老人们却多数明确表示无宗教信仰，个案小组效果并不明显。化解“阴气”最终的方法是请和尚、道士念经、做法，在养老院四周埋下108个宝瓶。念经带来氛围改变，也带动老年人参与活动，院方每年邀请一百余名和尚念平安经，养老院中的老人“随大流”积极参与，养老院活动中心也被改造成佛堂，成为院内难得的公共空间。社工借机将护工、医生、宗教人士、子女等相关方纳入整体服务，养老院内老人的生活活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发。养老院有老人去世以后，念经、法事等细节都是老人们最为关注的，并非因为宗教灵性原因，而是知道自己离开后会有体面的安排，放心身后事远比生前临终关怀更为重要。

细致入微地走进老人的生活世界和文化体系中，是社会工作服务得以全面嵌入养老院的关键。跳出养老院评估结构性影响，对养老院特殊情景氛围的关注，对商业养老社会定位的准确评价，养老服务中社会工作“闯入”的适应都是养老院完整生活世界的不同面向。从生活世界理论出发，社会工作服务中的求助者是活生生的、充满灵性的人，而不简单是专业化关系中的服务对象，其生命叙事的完整展开意味着提供更加高效优质的社会工作服务。完整的从生活世界出发，与老年人的生活世界与需求紧密结合进而策略性将社会工作融入老年服务中，这个“势”从小处讲就是老年人所处的具体时空，往大处讲就是背后的文化体系，最终释放个人、家庭以及社群的成长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也将社会工作本土化从各种狭隘的情景限定中解放出来。

(二)民族社会工作：可能无关民族宗教，但必有关社会

在国内近年民族社会工作的热烈讨论中，社会工作者往往忽视了对服务对象在地资源的整体把握。而学术界也围绕无关宏旨的问题展开争论：汉族社工对少数民族的服务、少数民族社工对汉族的服务，以及少数民族社工对少数民族的服务是否皆属于民族社会工作？这种界定或争论使得社会工作脱离于完整的生活世界。与之不同，有研究者提出，应避免以单一的民族区域或民族群体作为界定“民族社会工作”的前提条件，而应采用“在地知识”及服务场域作为“民族社会工作”界定的要素(乔益洁，2016)，亲近多元的民间(朱健刚、陈安娜，2013)。笔者认为，这种界定给民族社会工作指出了极富前景的方向，这种界定将社会工作及其所服务场域的生活世界加以勾连。

在西北地区的民族社会工作实务中，我们发现，只有深入当地人的生活世界，社工才能有效地介入被服务对象的社会生活，才能避开当地社会的障碍而在夹缝中展开工作，才能运用当地的文化资源而完成富有成效的服务。

X街道是中国穆斯林流动人口聚居规模最大的街道之一，尽管社会工作者在进入服务的时候预备了很多民族宗教方面的知识，但是社会工作者却依然始终难以开展服务。社会工作者进行策略性调整，转为与当地草根机构合作，问题逐步清晰：“外来机构和社工想融入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短期内你了解多少知识都没有用，地方的直接服务和社情民意我们最擅长，语言(方言)和族群间的限制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社工不需要了解(了解了也没有用)。”这样，在与社区及草根机构的关键人物建立联系之后，社会工作者由一线服务转为间接的专业支持，并取得成效。可见，进入少数民族聚居社区，短期社工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在社区生态体系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更近一步，只有理解社区生活世界的真实逻辑，社工才能避开当地社会的障碍而在夹缝中展开富有成效的工作。一方面，反思青海、四川震后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发展，由于外来社会工作者语言不通、民情不晓，甚至以争取项目支持为目的开展盆景式服务，投入大量资源资金开发刺绣、有机农业等产业服务，将本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硬生生包装为民族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和服务效果的可持续性表现不佳。另一方面，通过发掘具有高超民间智慧的社会服务技巧，我们也能得到启示。“很多回族流动人口的妇女受教育水平不高，这些家庭里家长比较传统，不希望女性抛头露面。开始时先通过学习古兰经的方式召集妇女，获得家庭的支持。然而学古兰经是要学阿语的，学了阿语就可以读书，读完阿语还想学汉语，然后再办识字班，再办技能学习班。这个时候妇女们能辅导孩子作业，能去医院、超市办事，家里面不再反对，也反对不了了，妇女们的精神面貌也完全转变过来了。但是如果我们把服务开展的顺序反着来，肯定什么也做不了。”从当地草根机构的成熟手法中可以看到，为了使该区域穆斯林妇女学习汉语，适应城市生活，他们使用了很多植根于当地生活世界的服务策略。从宗教生活出发，以学习古兰经的方式取得家属的同意，进而将阿拉伯语的学习与汉字学习结合起来，使得她们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得到提升，并改变她们的精神气质。这种具有高超民间智慧的社会服务技巧，从社区生活世界的真实逻辑出发，毫无矫揉造作和刻意设计之气，却能契合社区发展需求，正是社会工作服务需要高度重视的地方性知识。不过，当地草根组织也迫切需要将服务的社会工作专业性提升也是不争事实。如何在生活世界中实现沟通与融合，而不是在两个世界中隔空喊话，应该成为民族社会工作发展的必由之路。

同时，只有发掘当地的文化资源并给予尊重与配合，才能完成“走心”的社工服务。如果对藏传佛教和当地社会文化的了解过于肤浅，震后面向亡者家属的所谓专业化情绪抚慰就极易演变为炫技式表演，服务效果微不足道。相比之下，寺院中的活佛和喇嘛通过诵经的方式，使信众相信那些逝者在念经中已经往生超度，大大缓解了笼罩在受灾社区的悲伤情绪和创伤心理，被称为神奇的“念经社会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并非无用武之地，震后孤残儿童老人的照料、社区环境与卫生防疫工作、居民生计与互助，甚至“念经社会工作”的组织与保障工作，都是社会工作可以融入服务的机会，但是如果脱离当地生活世界，则往往收效甚微。

简言之，只有将社工服务嵌入当地的生活世界，并对地方生活生活事实的社会关系与文化资源加以发掘与利用，才能更好地展开民族社会工作。

(三)优势的开发与发现：残疾人社会工作主体是谁？

在残疾人的社会工作服务中，国内的很多讨论充满了“社会工作味”，不能称呼残疾人，要称为残障人士，甚至有特殊服务需求人士，这些称谓的改变固然重要，但从服务对象生活世界的角度出发又是怎么样呢？“我能理解社工的苦心，但他不是残疾人，他不能体会我们真实的需求。社工上门服务的时候我就一口水不喝，为什么，因为喝完水要上厕所，社工就会充满怜悯地来帮我，那种眼神和服务越好，我越觉得难受。我们残疾人实际上自己经过不知道多少次的挣扎，已经接受了我们自己(特殊的状况)，你们为什么还要一次一次地区别我们呢？”如果脱离生活世界的整体视角，外部视角的帮助无效和低效就成为必然，服务对象又会被贴上服务依赖的标签。“原来社工也帮助我们，给我们做过不少培训，服务很好，但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不过，他们的服务给我们启发。我们现在自己做残疾人电商，稍微有行动能力外出跑销售，文化程度好做网上客服，重症小儿麻痹不能动就做库管，现在我们都能自食其力了。”这种从服务者自身出发的设计，其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是常规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难以比拟的，深深扎根于服务对象生活世界才能有效，有效以后才能推动专业化，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正是在这样的阶梯式发展中体现专业性的。与实务服务相伴的是如何对残疾人进行情感抚慰和心理支持。“我们残疾人是不知道啥叫爱，能找上对象的都是一个瞎子凑一个跛子，你能找上都不错了，大部分人一辈子都一个人孤独死掉了。但你越没有爱，你总越知道爱是一个好东西吧，你怎么就唱不出来！”这是残疾人互助组织在进行合唱排练时小组负责人的批评，这段话语从社会工作伦理和价值观的角度来看无疑充满问题，但是无论现场残疾人的反应还是社工事后的交流，没有任何一个残疾人觉得伤害了他们，反而在全场的笑声中继续更好地排练，后续几个月中的排练中，许多自带盒饭辗转近两小时来的残疾人没有一个缺席。

笔者无意为这种行为的正确性论证，但是如何与残疾人生活世界融入并提供服务，从“正常化”视角出发，接纳服务对象此时此境的系统，让服务对象有机融入服务，在服务过程中激活其自身的潜力，将尊重和抗逆力提升结合起来，需要社会工作实务服务特别重视。在一次社工服务结束后，同服务对象一道回家的路上，在路口与其他车辆发生轻微刮擦，双方车辆均有责任，但对方车主反应异常激烈，很有可能发生正面冲突，同行的残疾人坚决拦住要和气势汹汹的车主交涉的社工，用双拐拖着重度小儿麻痹的身体冲到车外，“你厉害得很，你能把我们吃了，我们就这么一车残疾人，你跟我们争还像个男人吗！”目瞪口呆的车主很快仓皇离开，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发生的琐碎纠纷，往往很难断出是非曲直，简单地将残疾人断定为弱势群体或者道德绑架都脱离了日常事件发生的具体场景，但在这一案例中，残疾人利用文化中对弱者关怀的弱者武器，是社会工作者常常忽视的，残疾人自助能力的培养和优势视角的挖掘，以及残疾人之间互助的配搭和小组力量的激活，都需要放置在社会工作服务的弱势人群的生活世界或“生存状态”中才能理解。

总之，上述三个案例并非概念化个案，但其综合性特征启示我们，社会工作实务在抽离了服务对象所处的生活世界背景后，极易将社会工作中的“社会”抛却在一边，这时所谓的生态系统视角也就变成技术化的工作和手段。将民族社会工作和宗教、灵性僵硬地对应，将本土化和儒家佛教思想对号入座的论述大量出现，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文化资源讨论演变成为与服务对象无甚关联的思想史或伦理学研究问题。

同时，社会工作本土化运动过程中深受哲学家创立总体体系风气影响，在许多层面以建立普遍的最终的框架为己任，多以宏观的“情理法、儒释道”框架来涵括中国社会工作的制度或文化基础，不但难以在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中国社会工作的实践性之间找到有效的衔接点，而且往往变成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一般意义方法论讨论，对社会工作的实践经验与本土资源缺乏必要的关注，对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提升也很难有实质性的价值(焦若水、陈文江，2015)。实际上，在现实的中国社会中，任何一个个体都难以和整体性的社会转型分离开来。老年人的社会工作服务和临终关怀需要有宗教的考量，但更需要重视完整的身心灵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工作服务虽然应该关照其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但流动人口的结构性社会身份更应重视；残疾人的社会工作服务需要尊重其特殊性，但更需要用正常化的视角和方法激发其权能。因为人是悬挂在意义之网上的动物，社会工作服务提供更为重要的是关注人们在建构生活意义中形成的与自己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情境的关系(黄晓珊，2010)，从当事人的角度理解社会问题，并以当事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解决他们的问题(王思斌，2017)，才能与服务对象共同建构新的生活意义。

三、提升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路径

本土化的初衷在于将社会工作价值、知识、技术应用于发现并满足当地人民的真正需求，解决当地面临的社会问题，从而实现人的福祉和社会公义(郜宪达，2014)。实践才是本土化的唯一有效方法(罗观翠，2007)。社会工作本土化包括西方社会工作的引入、调整适应当地情况、涵化三个阶段。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本土化是将本土之概念与外来理论结合，发展出一个新的理念架构和实务模式。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一定是在自然场景中开展综合服务的，价值目标应在于提升个人和环境之间的适恰性，日常生活世界视角强调服务层面的多元多维特征，注重释放个人、家庭以及社群的成长和适应社会功能，在此过程中激发服务对象赋权增能，提升效能责任感。

(一)尊重和恢复日常生活中个人与集体联结的力量

生活世界模式将提升个人与集体关系作为核心，所以将个案、小组、社区等看作是逻辑意义上区分的专业名词，社会工作者在实务服务中恰恰是要将这些区隔开来的服务围绕服务对象联结或重建。为了最大程度降低制约服务对象充分展现自身优势的社会与物质限制，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中特别重视物质环境和文化的影响，将生活环境、社会政策、文化约束放置在完整的、动态的环境中看待，最大限度地尊重生活世界自身的逻辑。生活世界理论认为个人、家庭和团体生命历程的独特性是实务服务的根本出发点，服务对象的挑战与问题只有在完整独特的生活世界中才能理解，也才能使社会工作服务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从这种角度开展服务，社会工作者才能对案主自决的原则得到真正的贯彻，社会工作服务才能最大程度降低外在化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和服务对象自身的生活世界深度契合，才能实现服务对象的深层改变，社会工作服务的可持续性也才能得到最大程度保障。

(二)将日常生活作为社会工作的展开系统

尽管面临着剧烈的转型变迁，甚至断裂问题，中国社会与基层社区仍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特别在社会工作实务的个人、家庭以及社群结构与逻辑层面，具有很强的文化特性，这就需要反思以西方文化背景产生的社会工作专业的调适问题，在社会工作实务和研究中保持高度的文化敏感。社会工作研究界在推动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方向上，较为一致的判断是其精神根源，可以从中国社会和文化中寻找，但在具体路径上要么落入儒释道等抽象化的宏大论述，要么陷入极为微观技术化的生态系统分析，研究结论与实务运用的距离较大。生活世界理论强调将社会工作服务的整体性，将社会工作机构、服务对象、政府、市场都看作是活生生的行动者，是“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本能领域”的一部分，是沉浸于某种积淀中的产物，这些社会历史遗产使一个人成为他/她现在的样子(Asad T.，2003)。所以开放性地评估服务对象的精神性资源，而不是拘泥于某一维度，应该成为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重要方向。

(三)将实务服务与知识生产有效融合，生产基于生活世界的实践智慧

社会工作专业长期以来被视为低理论学科，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与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面对具体时空中的实践问题进行创新探索，所以其知识具有很强的实效性特点，换言之，很难上升为更普遍化的“知识”或“理论”。这种集中在“点”的创新的知识生产具有极强的有效性，对于解决复杂性的中国现实社会问题具有天生优势，是构建中国本土知识生产的必然路径。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既是外来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知识体系融入中国本土而发挥作用的过程，也是本土社会工作经验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亦是社会工作在本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中落地生根的过程，促动社会工作研究界更多从行动研究的角度关注实务工作实践，推动一线社会工作实践经验、服务使用者反馈、专业循证社会工作科学环的运转，沿着问题领域、实务领域、政策领域的链条提炼实务智慧，在西方已有社会工作价值、技巧与知识科学化和学科化努力的基础上，寻求的是基于服务对象生活世界和生命历程的有效帮助，以文化自觉的心态积累中国社会工作的实务体系(焦若水、张宇，2014)，应该是基于社会工作实务及其参与式研究，有效融合本土与非本土的实务方法和文化价值(殷妙仲，2011)，生产契合但不限于本土的更多有效知识，使社会工作能切实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更多的专业支持(徐选国，2017)，并着力将其上升为具有一定普遍解释性的理论。

总之，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时空压缩式的大转型，城市社会空间重组导致生活世界急剧变迁，社会工作关注具体化的个案服务固然是本职所在，但也需要敏感关注社会结构，将实务服务延伸到个人、家庭以及社群等多个层面，提供具有全社会共享属性的社会工作公共服务产品，发挥更为宏观的影响。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创新、社会体制改革等宏观层面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使命远远超出传统西方社会工作理论，通过生活世界理论消弭国家、社会、大众彼此分离的张力，凝练实践智慧，真正在国家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战略作用。我们需要明白，专业主义只是保障社会工作服务的技术支持，在实务服务场景中尊重服务对象的生活世界，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工作的本土化。

感谢刘继同、徐选国、任文启、刘宏涛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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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宁)2018年第2期

责任编辑：王晨宇

文章来源：http://theory.swchina.org/research/2018/0928/3229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