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第一位女禁毒社工：是现实选择了我

陈江仙是广州第一位女禁毒社工，大家都叫她“仙姐”，目前担任广州市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助理总干事，番禺禁毒社工项目的服务主任，负责番禺禁毒社工项目服务管理和机构部分项目督导工作。

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

2009年底，从云南大学社工专业毕业的仙姐心念社工工作，来到广州市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机构开拓禁毒新项目之时，领导看中仙姐有在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的实习经验，又曾同康复人员一起推广禁毒教育影片，于是，毫无禁毒社会工作经验的她被委以重任。

2017年数据显示，广州现有社工机构399家，社工从业人员达1万多人，是全国社工机构最多、社工人才聚集最多的城市。禁毒帮扶项目的开展也走在全国前列。但是，2009年11月可不是如此。仙姐回忆当时建立禁毒项目的艰难仍历历在目。

仙姐说：“机构当时才十几个人，做禁毒项目的只有我和主管两个。谁知两个月后他离职了。后来又有两个同事加入我们禁毒项目，但是没过多久他们也走了。如此反复，让我长期处于一种兴奋又落空的状态。”最后从项目建设到结束，完全坚持下来的只有仙姐一个人。

靠着大学四年的基础知识和短暂的实习经验，仙姐一边承受着孤军奋战的无助，一边又思考如何一块一块地堆砌禁毒社工这堵“新墙”。不像现在的禁毒社工，如果对工作不熟悉，还有项目督导的指导，那时的仙姐，项目第一年时甚至都不确定自己运作的工作是否正确。

直到2010年下半年，北京一所大学老师的到访，为她树立了自信。

老师在参观仙姐所在机构，了解到她负责的禁毒项目后，不禁赞叹项目的工作成果，并邀请她参加一场社区矫正国际研讨会。

聊起这次研讨会，仙姐还十分激动，“我在研讨会上听了一家社工服务机构的分享，他们当时几百人的团队做禁毒社工项目已经有几年时间了。通过在研讨会上与这家机构的比较，我发现，除了同伴教育员和无缝对接的工作内容我们没有涉及外，无论在项目的内容、涉及面上，还是在服务成效上，我们都算不错，可我们的团队当时才成立短短一年时间。”那时，仙姐才放下一颗悬着的心。

守着小而不稳定的团队，只能靠独自一步步摸索完善项目工作，仙姐感谢那段过往，让她找到工作的价值和坚持的理由。

“价值”和“感动”让她坚持

没有资深前辈指导项目工作，我能不能坚持下去？与戒毒人员接触时，突遇危险情况怎么办？如何才能尽快获取戒毒人员的信任？……在禁毒项目发展的初期，困惑与害怕总是伴随着她。

仙姐的一位同事当时负责HIV感染者关怀项目，服务对象是一位吸毒感染HIV的人员。一天，对方突然犯毒瘾，向这位同事借钱，在要求被拒后，对方拦住这位同事不让她离开。还有一次，仙姐约了很久的一位服务对象终于答应与她见面，但是，对方却把见面地点选在台球馆，身边还围了一群“马仔”，仙姐和他聊天的时候被一群“马仔”盯住。有时，服务对象家里养了恶狗，登门拜访时，恶狗的大声吼叫会让人不禁战栗。

那么，是什么支撑着仙姐一路摸索着往前走？

“好像时间长了淡化了以后，这些害怕的场景并没有对我产生实质性的伤害。”她回答得很平静、坦然，也不想多提。很快，她又把话题转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让我感动的故事。”她说。

阿强（化名）——仙姐曾经的一位服务对象，2010年一天早上7时，仙姐还在去机构的路上，他难得地主动提出让仙姐去他家中聊天。这一聊，就是3个多小时。

然而，仙姐告诉我们，阿强一直是她心头的疙瘩。

阿强和父母住在自建的楼房，房子外面砌起围墙隔出一个院子。仙姐和其他社工每次通过院子敲阿强家门，门虚掩着，他父母见到是他们来了，驱赶着说“阿强不在家”。“其实，我们都知道阿强在家。但当时的状况是我们站在门外，他在门里面。”

6次家访被拒后，仙姐和同事并没有放弃阿强。

他们从各方入手，希望能博得阿强和其家人的信任。一方面，让已经获得社工帮助的戒毒人员向阿强介绍社工提供的服务；另一方面，在元旦新年为阿强和他的家人送去祝福卡片，让他们感受到社工的关怀。也许正是仙姐和这些社工的锲而不舍，感化了阿强和他的父母。

最终，他们解开心结，积极与社工沟通。在社工的陪伴下，阿强也带着妻子和女儿第一次去了人才市场找工作。

一位服务对象的家中有两名吸毒人员，父亲长期瘫痪在床，母亲觉得外人看不起她，不愿与社工交流。在团队成员一次次的关怀下，终于，在一次活动的前夕，这位母亲说，“小陈，你现在需要我帮忙，我一定会来帮你的。”

类似这样的故事，仙姐还诉说了很多，她说，戒毒人员、康复人员和他们家人的改变和信任，让她感受到了价值和温暖。

团队“领头羊”的“优势视角”

2017年7月至今，仙姐被机构派驻到番禺禁毒项目，开始以管理者和督导的身份参与到禁毒社工工作中，这与以前纯粹的一线服务有了很大的不一样。

在番禺，面对区内16个镇街全覆盖和项目标准化要求，岗位式运作的模式，项目的艰难程度不言而喻。不仅要回应购买方的期待，还要回应用人单位的期待。作为禁毒社工团队里的前辈，仙姐倍感压力。

仙姐所在项目的主任却十分信任她，“打鸡血”的事情让仙姐来做。在同事眼中，仙姐善于鼓励他人，充满了正能量。

作为管理者，在其他社工感到职业迷茫时，她开导他们：香港社工发展了几十年后才进行社工注册登记，而内地才发展几年就开始实行社工注册登记，在广州社工发展才10年就实现了立法支持规范行业发展。在管理人员压力太大想放弃时，她以过来人的身份安慰道：禁毒项目本身就很有挑战性，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在培养人才方面，仙姐也一直协助主任共同打造学习型团队。

一路上，团队的建设和扶持更离不开领导的高屋建瓴。

即使项目难度大，在番禺区公安分局和番禺区禁毒办各级领导的支持下，“禁毒社工”获得了极大的包容和发挥空间。这让仙姐再次找到最初做禁毒项目的感觉，在探索中反思、总结，在总结中不断改善和前行。

仙姐笑着说：“我把这种内外传递的正能量叫做‘优势视角’，就是怀着感恩的心，看到工作中向好的一面。”

是现实选择了我

社会上，许多戒毒人员因为担心被歧视，害怕被贴标签，内心会对外人有所芥蒂，所以他们渴望禁毒社工的帮助。

据仙姐回忆，最开始做禁毒社工的那一年虽然有难度，但有两个优势：项目成效要求不高、项目人少自己加油干就能把控进度。然而目前，广州市禁毒社工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发展，禁毒社工工作全面铺开，一是出现了因竞争带来的过于追求短期成效导致压力大，二是增加了许多需要协调的项目工作，三是极其缺乏有禁毒工作经验的社工。

面对达不到期待的焦虑感、使不上力的无力感，仙姐选择站在大背景下思考自身的角色和整个社工行业。

在和她聊天的过程中，满满一书柜的社工方面的专业书籍吸引了记者。她时常将好的观点分享给同事，“《禁毒百问》里介绍清朝政府、民国时期、新中国时期的禁烟运动，从这段历史中，我能够理解目前禁毒工作的状态，也能够坦然接受现实。因此，我愿意去坚持，也期待看到行业的改变。”

在谈话的最后，仙姐借用中山大学胡小军博士的观点：我们公益行业需要的是知道这个行业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愿意与这个行业一路同行，去改变现状的人。

责任编辑：安旭

文章来源：http://news.swchina.org/hot/2018/0807/3196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