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社会工作者助人品性的非专业因素及其培养

摘要

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不仅仅是专业实践过程，而且因其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以及社会工作过程的不确定性、复杂和多元性，使得该过程更是道德实践、政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过程，因此，社会工作者仅仅有专业教育的训练是不够的。同时，在符合个人特质基础上的社会分工，以及建立在个人特质基础上的职业选择，再进行专业教育和培训，是比较理想的职业状态。社会工作者个体的各种非专业因素，如性格、需要的满足程度、个体经验、阶层地位等要素，也会影响到个体是否适合成为社会工作者。通过公正的环境重建、教育、示范与激励、社会责任心的培养等，进一步培养社会工作者的助人品性。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在社会工作发展的初期，由于社会上急需大量的社工人才，都吸收了各种学历、不同学科和资历的人来做社工，使得该职业领域中的从业人员极其复杂，甚至可以说比较混乱。随着专业教育的发展，学历要求、证照制度、机构实习、督导等交叉的考核逐渐成为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入门资质。但是否有这些就能成为一个好的社工？也许有人认为，无论什么人，只要其经过正规的、系统的专业教育和培训，就具备胜任社会工作的职业能力；如果不能胜任，说明专业训练不过关。是否如此？可以设想，如果有的人对人际关系不关心，对自己以外的人不感兴趣，自我有严重缺陷者，他将如何去帮助他人？这样的人，恐怕再多的训练也是徒劳。[1]163为此，本文认为，在符合个人特质基础上的社会分工，以及建立在个人特质基础上的职业选择，再进行专业教育和培训，是比较理想的职业状态。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应该强调而不是忽视人的个人特质。社会工作是以助人为核心特征和基本过程的，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专业社会服务，该专业与任何其他专业都不同，它不单纯依靠技术，在个体的人格品质影响下的助人品性以及在该品性影响下的道德伦理操守极大地影响和参与到专业实践过程中，因此探讨影响社会工作助人品性的非专业因素显得尤为重要。

一、社会工作服务过程对社工助人品质非专业性因素的要求

(一) 选择社会工作的职业需要符合社会分工的正义性

不论是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社会的专门化是为了提高效率，还是按照涂尔干的观点，社会分工是因为人离开别人就无法生存。总之，社会分工是工业化的产物，社会分工是必然的。[2]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专业分化和职业分化，是社会变迁中必然的社会现象。因此各种不同职业和专业的出现成为必然。

今天我们常常从分配的角度来理解和分析社会正义，往往容易忽略社会分工的正义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尽管也曾对社会阶层职业流动的思想稍有阐述，但是其更多地表达了阶层的社会固定思想，强调固定化的社会分工体系，要求统治阶级、武士阶级和劳动者三个等级中每个等级都必须将其活动严格限制于履行本阶层具体职责的范围中，该内容对于今天的高社会流动来说，显得极具保守性和不现实；但是其“只有与每个人的天性相吻合的社会分工才是正义的”思想对今天每个个体的职业选择，以及社会正义的环境的创造仍然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柏拉图从每个人需求的多样性以及个体能力有限的角度出发，阐述了社会分工互助解决需求的重要性。那么，什么样的社会分工是正义的呢，柏拉图指出“ 正义” 就是一种以天性为基础的稳定分工，主张“我们的人既非兼才，亦非多才，每个人只能做一件事情”[3]101。“一个人不可能擅长许多种技艺”[3]65。因为每个人“不是生下来都一样的，各人性格不同，适合于不同的工作”[3]59；任何人要“按其天赋安排职业，弃其所短，用其所长，让他们集中毕生精力专搞一门，精益求精，不失时机”[3]66，即要求把分工从事的一种职业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这样，才能实现“每种东西生产得又多又好” [3]60。马斯洛在其《动机与人格》一书中，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4]53。

个人根据其本性 (天性、特长) 从事最适合于他的职业，因而他的优势便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这种社会分工就符合正义原则，是好的社会分工。每个人都坚持正义原则努力工作，不但对于个体的工作胜任角度来说是轻松的，个体的职业经验是愉悦的，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的运行便是正常的，社会财富便能够达到最大化。反之，如果人们不坚持正义原则，每个人都从事与其本性不相符合的职业，那么，个体的职业压力、倦怠等感觉会不期而至，同时社会也会陷入混乱中，符合正义原则的社会分工有利于社会的团结。由此，笔者认为，在热议分配正义的当下，强调分工正义的原则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社会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人们在进行职业选择时，要循着个体的优势进行职业规划。但是，每个人的优势在哪里，优势是如何形成的？一方面要强调后天的环境、教育等因素，但同时也不能忽略人的各种遗传禀赋，社会环境是在遗传禀赋的基础上对人类行为发挥作用的。因循人的天分，同时后天的环境教育等因素再激发和强化每个人的优势潜能，这是最理想的。目前，我们应采取各种结构和制度的措施，努力消解社会的不平等，但也必须承认有很多不平等与生物的不平等有关。我们应承认并相信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在每个个体身上带着不同的遗传禀赋，可以说，婴儿一出生就有着不同的遗传潜能。如果我们已经达到了能向每一个婴儿的优势潜能提供充分机会的程度，那么我们同时也要接受他们的劣势潜能。[4]13在这里，可能会有人质疑，笔者过分夸大了先天的遗传禀赋在职业选择中的作用。但是，毋庸置疑，个体的社会化是以人的遗传素质为基础的，离开了人类特有的生物素质，社会化的行动无法进行。

(二) 社会工作专业对社会工作者要求的独特性

社会工作专业不像医疗专业，只是把专业价值考量限定在专业操作过程之前的道德伦理操守，在专业操作过程中就不再依靠专业价值，而只依靠科学技术。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体现在整个专业实践过程之中，包括对案主问题的理解、判断和行动，都是一个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艺术实践的过程。[5]

1. 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对非专业因素的要求

“社会工作服务对象太多元化和复杂化，相对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并非那么完整，这是因为社会工作面对的是人，是心灵，不是物质，不是肌肉。建筑师、会计师、律师面对的是物质层面，社工面对的是心灵层面……人就不能被标准化。”[6]因此，个体的情感、需求和性格等要素，在其服务过程中仍发挥作用，如果一个心理健康程度不高的社会工作者去做个案工作，容易给服务对象带来二次伤害。尽管社会工作者与医生的服务对象都是人，但二者有很大的不同。医生服务于病人的身体，其医术状况直接影响治疗效果，医生与病人的沟通更多地围绕病情和身体，而社会工作者在与服务对象服务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服务对象的生理和心理，更要关注服务对象的精神、情绪、情感、关系和环境，这种服务关系更加复杂。在问题和治疗取向下的社会工作服务关照的群体更多是弱势群体，由于该群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协调适应关系被打破，并且长期处于不友善的环境中，容易导致心理状态异常，长此以往，导致其认知水平、情绪情感状态、对人对物的态度，以及各自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偏差。这个群体最大的特点是贫穷、敏感、社会支持网络弱小，同时该群体的困难、问题也各种各样。从这种意义上说，仅仅强调社工的能力和职业道德仍然不够，在专业技巧之外，社工的品性，如人格、性情等因素是不能忽略的。

2. 服务领域的广泛性对非专业因素的要求

社会工作专业的独特性，体现在服务领域的广泛性上，尽管“发展性社会工作”会越来越成为未来社会工作的发展取向和趋势，但是“治疗性社会工作”仍然是工作的主流和重点。社会工作是服务对象群体范围、涉及领域最广的学科。具体而言，社会问题的领域就是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其涵盖家庭、民族、企业、司法、戒毒、医务、移民、女性、学校、监狱、矫治、农村、灾害、军队、信访、维稳、国家和政党等领域。其服务的属性涵盖预防、治疗、康复、补救、发展等方面。如何能胜任如此广泛领域或专门领域的社会工作，对每个从业者来说，都绝非易事。

3. 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对非专业因素的要求

社会工作专业的独特性，还体现在社会问题解决的复杂性上。社会工作应着社会问题而产生，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己任。“从社会学维度看，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源于社会需求多样化复杂化的要求，它是市场经济体系下市民社会需求的反应。”[7]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有个体的原因，也有文化和社会环境、结构制度等方面的因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比如从个体入手，如何解决案主的情感问题、心理和性格、社会适应、社会支持等，服务对象常常面临社会适应欠佳、心理冲突、行为偏差、社会关系失调等问题。如何帮助服务对象享受各种服务，如生活指导、职业辅导、教育训练、社会支持网络建设等工作。要较好地回应上述问题，仅仅具备专业技能是不够的。

4. 价值关怀的至上性对非专业因素的要求

社会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目标是要“助人”，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永远秉承着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以服务对象的利益为本的价值目标，不能偏离。但当前有社会工作者奉行专业主义的理念，存在着技术控制工作者和当事人的现象；同时，也容易忽视服务对象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性的差异性，而是以定制的方式开展一切服务行为；并且容易过分注重技巧、职业操守和机械化的程序，而将“自我”这个活生生的个体抽离了。诚然，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在“工作”，但是，却又仅仅只是在工作，而不是在助“人”。社会工作强调价值关怀甚于其技术手段，正是其价值目标一次次地矫正它的发展方向，把其从偏离轨道的泥潭中拉回到正确的发展道路。[8]要有效地面对人类的复杂性, 社会工作不能被理解为一种可以量化的工具性行为, 而是要被看成为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沟通过程。在这过程中, 社工与案主从明白和诠释对方的想法而达致相互了解，并决定介入点及方法。因为这种诠释性的特性, 有人认为社会工作艺术多于科学。[9]

社会工作者最重要的品性和人格特质之一是“乐群性”，就是能够有效地在各种不同的社群中与他人一同合力工作。因此，要想成为社工，必须对人感兴趣，对人际关系感兴趣，并具有爱人和给予的能力。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一书中说：“一个人如果要有给予的能力，先决条件是，他已经达到了以建设性为主的人格发展方向。而在这种发展方向上，他已脱出了依赖性，脱出了自我陶醉式的全能观念，脱出了剥夺他人的欲念，他对自己的人性能力获得了信心，并且获得了勇气去仰仗他自己的能力来达到他所欲达成的目标。”[1]161这说明社工的特征会影响专业之协助关系的进行。能建立良好关系的社工应具备有自我分析的能力，有影响案主的能力，具有协助他人的意愿，具有相当的勇气，应有相当的敏感度。[1]161

以“个案社会工作”为例，在专业关系的建立过程和服务过程中，社工专业技术以外的自我理解、需要、情感、经验、期待、问题等要素卷入其中，有些时候会影响或阻碍专业技术的使用和发挥，会影响服务过程和关系建立。另外，能够倾听是社会工作者最重要的基本素质和工作技巧。罗杰斯在《与人交往》一文中阐述：“我能听见对方内心世界的声音吗？我能感知其内心世界的形态吗？我能对他的话产生共鸣吗？从而使我既能感知到他明确诉说的意思，又能感知到他害怕谈出，然而又极想对人倾诉的意思。”[1]131在服务中，能否很好地倾听，一方面和专业训练有关，但也与社会工作者个人的性格特质等要素相关。社会工作者要想比较成功地胜任自己的工作，一些人格特质上的特点将有助于该工作的完成。如对于自我觉察的承诺、信任他人、正向的展望、尊重差异性、创意性、开放的心态、同理心、体恤他人、保持弹性愿意接受他人的回馈、愿意改变、好奇心、终身学习的态度、耐心、良性的质疑，等等。而且，需要注意的是，人格特质较难用教导的方式形成，况且想要在人格特性方面做些改变，通常也需要付出较多的心力。[10]

基于社会工作的上述特点以及社会工作对于价值关怀和助人目标的强调，其对社会工作者的要求和其他职业相比，因为其工作过程的不确定性、复杂和多元性，就要求社会工作者的能力、素质、知识结构、技术、价值体系更加多元，要求更加复杂。要胜任并圆满完成这项工作，和其他职业比不是更容易，而是更加艰难。因此，探讨各种非专业因素对社会工作的影响尤为必要。

二、影响社会工作者助人品性的非专业因素分析

社会工作还具有鲜明“人文关怀”的属性。“社会工作对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高度关注，对人的尊严与价值深切认同，对人的幸福热切地理想追求。它既是一种理性的关怀，又是一种情感的关怀；既是一种物质的关怀，又是一种精神的关怀；既是一种实在而具体的现实关怀，又是一种超现实的理想关怀；既是对符合当下此时的人性发展的人类生存环境的高度重视，又是对适宜于人性发展的未来人类生存环境的高度关切。”[11]因此，社会工作者的知识素养、能力素养和角色素养，绝不仅仅单纯依靠专业训练就可以提升并胜任工作的要求。同时，职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和结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社会工作者，该职业一定是一部分人的选择。在个人的职业选择上，一些非专业个人特质和要素，如个体的性格、需求以及需求的满足程度，环境和个体体验、信仰、阶层地位等要素会高度卷入到以“人”和“人群”作为服务对象的社会工作专业中。

(一) 个人特质

人们在职业选择过程中要考虑到人的个性，包括兴趣、气质、能力和性格等要素。哪类个性特征的人，适合从事社会工作？如果按照1913年荣格在慕尼黑国际精神分析会议上提出的性格类型来说，笔者认为外倾型性格比内倾型性格的人更适合成为社会工作者。不同性格的人对社会情境的反应方式不同，荣格根据力比多的活动是倾向于外部环境，抑或是倾向于自己，将人划分为外倾型和内倾型的人。他认为外倾型的人，重视外在世界，爱社交、活跃、开朗、自信、勇于进取，对周围一切事物都感兴趣，容易适应环境的变化；内倾型的人，重视主观世界、好沉思、善内省、常常沉浸在自我欣赏和陶醉之中，孤僻、缺乏自信、易害羞、冷漠、寡言、较难适应环境的变化。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不同性格类型的人给服务对象的服务情态和风格不同。有人认为，内倾型的人，一样可以做好个案工作，因其好沉思，善内省的个性，给案主的服务会显得更加深刻。如果按照1959年约翰•霍兰德提出的“人业互择理论”来分析，社会型的劳动者比实际型、学者型、艺术型、事业型和常规型，更适合从事社会工作(社会型职业)。社会型劳动者，有一种一致性的利他人格，这类人比其他人更慷慨、助人、仁慈。这种类型的人具有合作、友善、助人、负责、圆滑、善社交、善言谈、洞察力强等人格特征，喜欢社会交往、关心社会问题、有教导别人的能力。尽管荣格与霍兰德采用了不同性格类型划分的工具，但是其内在的观点是契合的，外向型或者说社会型的劳动者往往更适合从事社会型职业。霍兰德认为，同一种类型的劳动者与职业相互结合，如社会型劳动者从事社会型职业，结果是互相适应，如与自己的职业不相适应，结果是相互排斥。总之，二者相关系数越大，适应程度越高，适应成本就越小；相关系数越小，适应程度就越低，适应成本就越大。

笔者认为社工需要具备的品质有，以助人为乐、同情心、公义心、平等理念、交流能力，等等。社工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前面提到的“乐群性”，即必须适应团队工作。如果一个人性格特别争强好胜、特立独行，就很难与团队协调一致、和谐进步。也许有人认为，该性格特质的人适合从事个案工作，但是在与服务对象互动的过程中，社工的亲和力和团队合作仍然是重要的，即便在个案工作中，也存在个案的转介，有从其他机构转来的个案，也有在本机构同事间调配的个案，社工的任何环节，都需要团队合作。有的社工喜欢带领小组工作，但是在个人特质上却害羞内向，公众演讲的能力和效果不佳，由此，会极大地影响到服务效果。这样的人，要么不适合从事社会工作，要么需要调整他的个性，提升其个人能力。

(二) 需求满足程度

社会工作是一个强调人类需要的专业。作为社会工作价值取向的基础，人的需要以及需要的满足程度，对服务对象和社会工作者来说，其重要性都不能忽视。在需要理论中，除了有阿尔德弗尔的“ERG”理论、麦克里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外，影响比较大的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马斯洛分析了每一种需要满足和受挫的结果，比如，自尊需要的满足导致一种自信的感情，使人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力量、有位置、有用处和必不可少。然而这些需要一旦受到挫折，就会产生自卑、弱小以及无能的感觉。这些感觉又会使人丧失基本的信心，使人要求补偿或者产生神经病倾向。[4]52他也分析了需要的满足与人的特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任何需要的满足，只要是真正需要的满足，也就是对基本需要而不是对神经病需要或虚假需要的满足，就有助于和决定性格的形成。不仅如此，任何真正需要的满足都有助于个人的改进、巩固和健康发展；[4]71同时，也有助于发展诸如忠诚、友爱以及公民意识等品质，能够引发深情、自尊、自信、可靠等特性。具体而言，在基本需要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容易容忍不同意见，对不同意见感兴趣，接受个人差异，从而不再有成见和一般性的敌意(但仍然留有判断力)……更加民主化，更少权威主义，更少无缘无故的敌意，更多的善意，对他人更有兴趣，更容易与他人趋同。对于朋友、爱人、领导等有更高的趣味，对人们有更好的判断力，是更好的选择者。[12]86-87而上述性格特质，恰恰是社会工作者的基本素养所在。

马斯洛认为，“高级需要包括爱的需要或社会需要，因此，人的自我满足和利他主义是一致的。”[12]4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的自我满足过程就是服务他人和社会的过程，就是利他的过程。从而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说，利己和利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社会工作者的助人与助己(自我实现和满足)是统一的。也正如马斯洛所言：“在这些健康人身上，我们发现责任和愉快是一回事，同样，工作和娱乐、利己和利他、个人主义和忘我无私，也是一回事。”[12]83自爱(或者说自尊)与爱他人是协作性的而非对抗性的。[12]203

社会工作者首先是一个健康的人，尤其是心理健康的人。“如果一个人迫切而经常地具有任何其他的基本需要，他就不是一个健康的人。”[4]176那么，一个个体需求没有很好地得到满足的人，是否能够动力十足地助人？举个稍稍极端的例子。残疾人在街道从事残疾人的服务工作，他们每个月拿着比最低标准工资稍稍高一点的工资，或者蹒跚着脚步，或开着残疾人助动车，奔走在服务对象间，生存需求刚刚解决，归属、爱、尊重、自我实现以及审美的需要，仍然有待进一步满足。当然，这种安排有助于对服务对象的同理，同时也绝不否认残疾人助人的精神动力，但是需要反思的是，个体需求没有得到很好满足的人的助人动力是否强大。按照马斯洛的观点，需求得到满足的人最具有潜力和创造力，换句话说，潜能的发挥和实现依赖于需要的满足。

因此，笔者认为，尽管某些需要实现过程中的受挫一样可以激发人强大的助人动机，但是从普遍性上来说，社工的需求及其满足状况，也会影响到其助人品性。从这种意义上说，提高社工的薪酬待遇，满足社工的基本生存需求以外的需要，不仅对于社会工作者个体来说是有价值的，对于提升服务质量和效果同样意义重大。

(三) 个体经验

社会工作是一个很大的综合性领域，任何社会经验都有可能与之相关联。原有经验和学习对从事这一工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能够为其提供思路和方法。专业确立之前，没有理论技术指导，人们完全按照经验来解决问题。在专业确立之后，专业技术成为超越经验的更为重要的助人手段，但个体经验仍然像个基石一样，影响着专业技能的学习和应用。认知理论认为，认知具有主体性，认知图式的不同，对客体信息理解的角度也不同，所赋予的意义也不同。这里所说的认知图式，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利特认为，是过去反应或过去经验的一种积极组织。个体根据以往对事物获得的经验，在遇到类似的或相关的新事物情境时，他倾向于以旧经验为架构去辨认新事物。也正如科学哲学家库恩所说，一个人所看到的不仅依赖于他在看什么，而且还依赖于他以前的视觉的概念已经教会他去看什么，[13]可见，认知能力与经验高度相关。

社会工作实务中的自我披露、同理的技巧与社工的个体经验有关。同感是建立在个体经验基础上的专业技术。“根据经验，我们了解这种不幸必然会使他如此悲痛，在这里, 一如在其他许多场合，从我们的情感通常同它一致的我们以前的经验中得到的一般规则，会纠正我们当时不合宜的情绪。”[14]“当我们对别人的感受没有直接经验时，我们可以将自己置于别人的处境之中，通过想象感悟以及思维的迁移能力，设想自己也正在经受着同样的遭遇，经验会告诉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产生什么样的感情，这种感情就是“同感”。与服务对象有过相同或相似个体经验的人更容易产生同感。同时，个体的经历也常常会成为社工能否提供好的服务的影响要素。一个年轻的未婚社工，对如何帮助已婚服务对象解决婚姻情感和家庭问题，总是觉得很棘手。社工要尝试理解对于案主而言这意味着什么，要将自己嵌入案主的经验之中，放弃专家的角色和自己的看法，认识到社会工作和案主并存于一个互为主体的脉络中，两者互相影响。另外，“自我披露”技巧的使用，就是社工将自己与服务对象经历过的并且成功解决的相同或相似问题与服务对象分享。这个技巧的运用完全依据社工的个体经验，没有经验就无法分享，也无法通过分享拉近专业关系，收到坦诚交流的示范效果。当然，没有类似经验同样也能提供优质服务，因为人具有迁移和想象的能力，具有感悟的能力。守法公民就可以为罪犯提供服务，未婚人士可以为已婚人士提供服务。只是个体经验会有助于社工比较容易地进入案主的角色和情绪。

(四) 阶层地位

阶层地位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建立和发展是否有影响？毫无疑义，社工在专业缘起阶段开展的各种服务以及基金会和运动的开展，都与英国和美国的贵族妇女利用她们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亲属和社会关系网络开展的服务活动相关。《社会工作名人传》一书记录了对社会工作的建立有重大贡献的14位名人，考察他们的出身，发现只有玛丽•芮奇孟、玛丽•范柯立克、柏莎•蓝诺兹三人没有显赫的身世，其他11人的家族非富即贵。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友善访问员也大多是出身名门、贵族、殷商的“慷慨女士们”。贵族的社会身份对于社会工作的创立过程有什么价值？第一，对穷人以及穷人生活的异物感更加强烈，因此希望改变的动力被激发；第二，上层阶级的家庭背景使人能有机会与当代的权贵对话；第三，较好的身世，往往会有较好的教育，广博的学识容易打动群众，使得其在演说和动员的过程中具有较好的说服力；第四，关系资源网络的庞大，使得其在成立各类组织以及社会运动过程中，能够争取到各种支持。

按照当代中国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社工的阶层地位当是与医生、律师、教师、工程师一样的专业技术人员，属第四层。但现实中社工的阶层地位的提升还具有比较大的空间。无论是按照韦伯的权力、财富、地位多元论的分层观，还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资料占有的一元论分层观来划分，以及新的分层标准考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等文化因素，还是现实中按照职业、教育、收入等标准来划分，社工的地位都不高。中国是个整体性社会，20世纪80年代的资源扩散到20世纪90年代的资源重新积聚，资源越来越掌握在一部分人手里。根据布迪厄的观点，资源的不同形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但是组织资源仍具有决定意义。[15]职业内等级序列的高低，决定了资源的占有情况。优势阶层的人在占有地位的同时也占有资源，社会底层的群体资源极其匮乏。阶层结构与资源的固化成为一种社会事实。

社工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资源获取者。在很多情况下，社工为了有效助人，常常需要联络福利服务机构、政府部门和广大社会，向他们争取资源，并将资源有效传递到受助者手中。争取、调动、挖掘、整合、管理和分配资源是社工重要的责任。有学者曾经提出，好的社工不需要资源，社工最重要的角色是陪伴者，用爱心、真心、耐心、诚心等开展服务，比资源更加重要。可是，现实中社工们常常困惑：“没有资源，让我如何整合资源？”陪伴和爱心，只能舒缓服务对象的情绪，使其心理的平衡机制渐渐得以恢复，但是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如生计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另外，从阶层地位而言，地位高的人为地位低的人服务，还是地位低的人为地位高的人开展服务，或者地位低的人为地位更低的人提供服务，哪个对服务的认同、权威性和服务的效果更好呢？这些内容都值得我们反思。也许有人认为，社工的价值理念倡导平等性，没有地位之间的差异。服务与地位以及地位相关的资源无关。阶层地位的差异，会给社会工作的服务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呢？如果社会工作者来自于中上阶层的家庭为多，自然不能自动成为被服务对象的伙伴。那么社会工作者如何退出自己的优势地位，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被标签的人们的立场上，平等地与他们一起工作，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

总之，影响助人品性的非专业的主客观因素较多，除了上述内容以外，年龄、性别、情绪、能力、归因等各种要素都会影响到，本文不一一阐述。

三、社会工作者助人品性的养成

波特兰•罗素认为，中国人有贪心、懦弱和缺乏同情心的性格弱点。[16]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本就是一个缺乏制度信任的社会；中国社会的文化是一种“低信任文化”，非亲非故人们间的信任关系很难建立。[17]人本主义认为，人是可以改变的，并且人的潜能是有待开发的。玛格丽特•米德、威廉•詹姆斯、戈登•奥尔波特、加德纳•墨菲等心理学家都相信人的潜能。他们都一致认为，一般健康人只在运用着他的潜能的极小一部分。上述学者观点不一，有人认为是10%、6%、4%。[12]385专业助人活动在现代及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将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回应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的途径和过程。在这样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如何在专业技能之外培养个体的助人品性，使其能够更好地胜任该职业，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 重建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

人在情境中，社会情境影响的不仅是人的行为，个人的品性与社会结构之间也具有关联性。在低信任度的环境中，各种互动成本成倍增长，不安和焦虑感挥之不去。在公平正义亏缺的环境中，哪怕是分配中的正义的亏缺，影响的不仅是个体的需求的满足，同时对个体的内心平衡也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人的助人的动机。在投机、自私自利、分配不公等现象充斥的社会中，人的原初的慈善、同情心、互助等品性甚至会受到影响。因此，从结构、制度等入手，重建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让每个人都能各分其职、各得其所，这对助人品性的培养来说，是应该考虑到的环境因素。

(二) 教育养成助人品性

个体的个性品质、价值观念等也具有一定的动力性特征，一经形成便引导人们按一定的方向有选择地进行活动。助人行为受个体发展的支配，同时可以通过教育养成。通过教育，提升个体的素养，在文化的熏陶中，建立起互爱的环境，使自由交往不受阻碍，人与人真正达到互相关怀。具体而言，在培养助人品性上，更加需要强调情感教育，它比知识教育以及行为教育更加具有根源性。情感是驱动行为动机的真正来源，因此，可以通过具体的方法，在实践中强化正向情感，释放积极能量。比如角色扮演法，学习者通过扮演另外一种社会角色，再现相应角色的行为过程和承担行为结果，在情境中体会当事者的心情变化和情感历程，这使学习者可以得到很多助人情境的合理解释。

(三) 示范和激励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行为会受到别人行为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在模仿学习中，他人作为榜样的示范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另外，可以通过适当的激励措施来强化更多助人行为的出现。一个人行为的后果会影响到后续的行为，当一个人的行为得到奖赏时，该行为会得到加强，其出现频率会明显提高。反之，当其行为受到惩罚时，会减少其出现的频率。当然，示范和激励的措施也是公正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

(四) 培养和提高社会公众责任心

个人与社会是相互依存的，他们具有相互的社会责任。一方面，社会有义务促成个人的自我实现，但同时个体也要对社会承担起责任和义务。个人既是社会的一分子，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他人而存在，我们对他人的态度和行为，实际上日后他人会以同样的方式回馈给我们，利他与利己在此时没有明确的边界。因此，提升社会公众的责任心，对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做出自己应做的贡献，关心并回应社会问题，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这对于助人品性的培养来说，是个体不能回避的社会责任。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专业教育训练的基础上，考虑非专业因素对助人品性的影响，在个体天分基础上每个人按照自己的优势和特长选择职业，这应该成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选拔和任用中考虑的要素。优势视角不仅适用于服务对象的认识，同样适用于社会工作者。尽管有人认为，人是可以改变的，每个人都有从事多种职业的可能性和能力增长空间，但是，如果不考虑人的天分，认为人的各种品性和能力都可以通过后天培养和强化，这样可能会忽视一个人的潜能转为现实能力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各种成本。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有必要在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和选拔中，把各种非专业因素，如个体的性格、需求、阶层地位以及个体经验等考虑进去。我们相信，随着专业的发展和成熟，随着该专业的自治水平的提高，更加细腻地选拔人才会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    徐震,林万亿.当代社会工作[M].台北: 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

[2]    约翰•J•麦休尼斯.社会学[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3]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2.

[4]    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5] CLAEK C. Moral character in social work[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06(36): 75-89.

[6]    王海洋, 赵洪萍. 艺术在社会工作教育中的实践与启示——以中国台湾N大学" 进阶社会工作实务”课程为例[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17(4): 50-56.

[7]    何历宇. 论社会工作发展的两个分析维度[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4(5): 74-80.

[8] SPECHT HARRY ,MARK E. COURTNEY.Unfaithful angels:how social work has abandoned its mission[M].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94.

[9]    ENGLAND HI.Social work as art[M].London: Allen & Unwin, 1986:1.

[10]    ELIZABETH A, SEGAL KAREN E, GERDES SUE STEINER.社会工作概论——成为一位改变者[M]. 台北: 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9:32-34.

[11]    尹保华.高度人文关怀: 社会工作的本质新释[J].学海,2009(4): 135-139.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xhai200904018&dbname=CJFD&dbcode=CJFQ

[12]    马斯洛.人的潜能和价值[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13]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社会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48.

[14]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16.

[15]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8.

[16]    波特兰•罗素.中国人的性格[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61.

[17]    弗朗西斯•福山.信任论[M].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29.

作者简介

杨柳(1973—　)，女，汉族，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性社会学，社会工作理论。

责任编辑：安旭

文章来源：http://theory.swchina.org/research/2018/0522/3145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