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堂：北平协和医院杰出的医务社会工作专家

原文刊发于《中国社会工作》2018年4月（上） 作者 彭秀良

北平协和医院旧址

张中堂曾经在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过，见证了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繁盛、衰落和撤销的过程。他也是一位杰出的医务社会工作专家，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实务案例和历史记忆。

张中堂的早年工作经历

张中堂是山东泰安人，出生于1910年。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获文学士学位。1932—19 42年，任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初级社会工作服务人员、高级社会工作服务人员、监督员、职工社会服务部主任。1948年，任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代理主任；1949—1952年，任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主任。可以这样说，张中堂的前半生基本上都是在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度过的，但他离开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以后的经历尚不清楚，也不清楚他去世的时间，盼知情者给予补充。

张中堂自述他到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起因，是他曾在那里实习过，而且成绩优异，因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推荐他去那里工作，他自己也愿意为贫苦病人服务。正式参加工作之前，社会服务部主任浦爱德对他进行了英文口试，副主任于汝麒口试他的北京话水平。口试通过后，张中堂就到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上班了，每月的工资是75元。75元的月工资是个什么水平呢？当时北京的米价是每百斤平均7.94元，1924年鲁迅买下了阜成门内西三条的一套四合院，花了不到1000元。由此可见，张中堂的工资水平还是蛮高的。

1938年，张中堂转任协和医院职工社会服务部主任。职工社会服务部成立于1925年，是专门为协和医院职工服务的机构，具体工作包括安排有病职工的疗养事项，安排因病退休的职工领取退职金，帮助职工家属找工作，借款给职工补助生活或让家属做小生意，等等。张中堂在职工社会服务部作了很多具体工作，并向上级反映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成立职工肺病疗养所，解决了患肺病的职工或家属的疗养问题；二是提高职工工资，他选取了工资15元和20元的职工家庭共30家，通过实地调查了解每个家庭的生活费用缺多少，然后提出建议，提高了工人的工资。

张中堂对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介绍

初到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张中堂被分配到外科工作，由监督员陶玲负责指导。经过几年的一线实践，张中堂对社会服务部的职能作出了精细的概括。他认为，社会服务部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桥梁。病人因生活贫困，无力支付医疗、住院费用，医生就把病人介绍给社会工作人员。社会工作人员去同病人谈话，用英文书写病人的社会历史，并作家庭访问，通过调查作出给予患者以医药社会福利的决定。社会福利的具体项目包括减免费或分期付款，资助衣物，给予营养费、路费和殡葬救济（救济的形式有临时和常年定期两种）。

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工作还对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工作也很有帮助，张中堂回忆说：“社工人员写的病人社会历史记录对医生下诊断很有参考作用，特别是神经精神科的大夫，能从中了解到病人得病的原因及他所处的环境等情况，对下诊断和开医嘱很有帮助。”张中堂并且对“病人社会历史记录表”所包含的项目作了记录，具体包括门诊号、住院号、姓名、婚否（单身或已婚）、原籍（省）、日期、北京住址、老家（县、村镇）、职业、家庭成员（姓名、年龄、职业、住址）、亲戚(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朋友（姓名、年龄、职业、住址）、住房、经济状况、履历、现在情况、问题、社工人员处理意见、采取行动（措施）等等。这个表格全部用英文填写，写完后交病案室装订在患者的病案后面。

关于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组织结构，张中堂也有清晰的回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次：

主任：管理全部的工作及编制任务。

副主任：协助主任办理行政事务，并帮助解决处理病人的问题。

监督员：辅导初级社工人员的工作。

高级社工人员：可以在一科及病房独立工作。

初级社工人员：在工作有问题时请示监督员。

学员：在监督员指导下学习。

另外，还有英文秘书1人，打字员2人，中文书写员1人，办事员2人，工友1人，洋车夫2人，俄语翻译1人（俄国人）。

张中堂在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实习时，是学员；正式参加工作时是初级社工人员，两年后升为高级社工人员，又过两年升为监督员。1949年1月，又担任了社会服务部的主任，是该部的最后一位主任。1952年，随着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社会学专业被取消，附属于社会学的社会工作专业亦不复存在，同时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也被撤销。

张中堂提供的两个实务案例

张中堂在几十年后凭记忆写出了印象最深的两个案例，透过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感知他们那一代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情怀。第一个案例是为一外科病人办理免费住院，这个案例旨在帮助病人寻找社会资源，以使其能够完成治疗过程，并且在病愈出院后能够继续自食其力，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张中堂回忆说：

我去外科工作的第一天就遇到一个情况。大夫把一个疝病患者领到我这里来，说病人应该住院，但是无钱付住院费，让我帮助解决。这个病人的住院证上注明是“一般病情”（住院证上印有“一般的”、“有兴趣的”、“严重的”或“急性的”几种。除了“一般的”病情外，“严重的”、“有兴趣的”[多半为教学用]，都要及时办理住院）。这是一个12岁的男孩，在一个杂货小铺刚学徒两个月。他父亲是拉洋车的，收入不多，母亲是家庭妇女，家里实在无钱付住院费。我问他能否请他主人付点住院费，他说不敢去说，恐怕主人知道他有病就不要他了。当天病房也无空床。第二天我去病人的工作地点，把情况向其主人李某说了，李某说没有钱给他付住院费。经我说情只答应他出院后接受他为学徒。我又去他家，见到他的母亲。他家住一间小平房，只有简单的家具。看到他家实在贫苦，我就告诉他母亲我们一定想法帮助他住院。

回来后我向陶玲女士报告了调查情况，认为可以办理免费住院。因为没有空床，就去找主治医师，得知有一病人可以出院，但是家中无人来看他（因不是探视时间）。我就去看那病人，然后又去他家让他太太来接他出院。下午病人就被接出院了。这样，那学徒病人就住进了医院。后来病人出院后还来复诊，并说他已回去工作了，感谢和协医院给他免费治疗。

第二个案例是安排一个骨科病人在家疗养，张中堂回忆说：

我调到骨科工作后，遇到一个腿骨折的病人，需要上石膏治疗，但付不出钱。这是一个当临时工的18岁青年，在工作时将腿摔伤。家中有父母，父亲是洋车夫，挣的钱只能维持生活。他本人因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就到各处找临时工作，每天挣的钱只够他自己用。我去他家访问，他家也只是一间平房，屋中很黑很脏。我看到墙上还有臭虫的血迹，心想这病人上了石膏就不能动了，若臭虫爬进石膏里去，他也不能伸手去拿臭虫。于是我拿来我的旧报纸，把屋中的墙壁都给糊洁净了。我还找了一块长木板，中间挖了一个洞，并借了两条板凳支起木板，以便他大小便之用。我又找来四个“三炮台”的香烟铁筒，里边放上药水，放在板凳腿处，防止臭虫往上爬。这样他就上了石膏，卧床静养，三个月复查一次，病情逐渐好转，六个月后就痊愈了，大夫也很满意。

这个案例充分体现了社会工作者对价值观的追求，把帮助患者以实现个人的康复与自理放在了特别突出的地位，既帮助了病人也帮助了施以治疗的医生，使治病救人由单纯的医学过程延伸到了社会领域。

责任编辑：安旭

文章来源：http://news.swchina.org/hot/2018/0413/3115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