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南海：社会工作“南海模式”的成绩与挑战

“一本区级的社会工作发展报告，有多大出版价值？”6月，《广东南海社会工作发展报告（2017）》（以下简称《报告》）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一次出版，第一作者、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陈永杰如是自问。

《报告》聚焦南海区政府通过向基层政府下放采购权限，引领、刺激区域社会服务工作的发展。不仅梳理了南海社会工作的历史及现状，还直面挑战和困难。这份基于南海区及镇街两级政府部门毫无保留的数据，两次大型调研、十几次座谈的《报告》，最后满足的要求是“只要是事实，都可以写”。

“我希望它能帮助读者从观察社会工作在一个区的发展，尤其在它如何取得成绩和何以遇到挑战之中，一叶知秋地感受到社会治理创新在当代中国的展开历程。”陈永杰最后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而他的老师，英国约克大学荣休教授、曾任欧洲社会工作研究联会首任主席的萧伊恩则在《报告》的序言中表示：“站在欧洲、北美及其他亚太地区社工界同仁的角度，这份通过一个区来透析华南社会工作发展的报告。”

南海社会服务购买水平不逊于广深

今年以来，随着南海各镇街社会服务洽谈会接连举行，一个又一个刷新纪录的数字不断吸引人眼球。3月，桂城宣布今年“关爱基金”将增至1400万元，以“融合”为新主题，建设关爱项目；6月，大沥表示，今年将购买92个社会服务项目，全年预算投入2472万元。

南海7个镇街中，几乎都设有购买社会服务的专项基金，比如桂城的“关爱基金”，大沥的“关爱共融基金”等，此外，还有里水的“梦里水乡创益基金”、狮山的“树本”基金、丹灶的“有为基金”和西樵的“至善基金”。

这些基金的背后，正呈现出南海社会工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强镇街”。

南海正式引入专业社会机构，是在2008年，南海罗村（现为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处），为解决“村改居”等社会问题。2016年，在南海社洽会上公布的关于社会工作内容的社会服务项目总额已达到8105.9万元。《报告》称，考虑到南海为一个县区级行政单位，户籍人口约为126.52万人，这一购买规模并不逊于广州、深圳两个一线城市。

《报告》认为，由于具有“强镇街”特点，社会工作“南海模式”呈现出去中心化的遍地开花模式。

事实上，南海区创益中心2012年成立，随即全区推广，7个镇街全部建立创益中心，狮山镇罗村管理处也保留了创益中心。加上遍布N个城乡社区的各类公共服务，南海由此形成“1+8+N”的社会创益体系。社会服务项目的培育和社会组织的孵化，都由创益中心负责。

“其实从镇街层面推动社会服务有很大好处。毕竟社会服务是基于文化和社会问题产生，各地需求不同，从镇街推动就能发展出满足当地需求、独具特色的服务。”佛山红星社会服务中心负责人何思斯之前曾长期在广州的社工机构工作，她对南海社会工作“强镇街”的模式非常认同。佛山红星社会服务中心目前提供的服务，主要是丹灶精神病患者社区康复跟踪管理服务，以丹灶镇为重点，个案项目覆盖整个南海区。

数据显示，2016年，南海区级单位共购买社会服务项目46个，合计投入资金约1783万元，镇街级单位购买社会服务项目242个，供给投入约6323万元。无论服务项目还是资金投入，镇街都是主力。

而镇街中，又呈现出东部镇街多于西部镇街的状态。大沥、桂城分列南海社会服务项目购买的前两位，大沥镇的投入尤为突出，2016年购买77个项目，财政投入1777.01万元，占全区总投入的21.92%。

社工委或将出台办法统筹资源

“确实，南海社会服务‘强镇街’的模式使其社会工作呈现出多元化、蓬勃发展的态势，但同时也带来了项目碎片化、标准多样化的问题。”南海区乐众社工中心总干事余欣说。

《报告》摘引了一段社工机构代表的访谈来说明这种镇街“各自为政”的情况：“如（南海）民政部门发一个通知，要求镇街开展工作，我们就会收到7个镇街的通知，让我们去开会，那么行政成本就非常高了。”

碎片化的后果首要就是资源的浪费。“在参加一些社会项目评审的过程中，我就遇到过同一个机构在不同活动中‘指标两报’的情况。”余欣解释，同一个社会服务机构可能会承接来自不同政府部门的购买服务项目，上述“指标两报”的情况，是同一个“放风筝”的活动，既被用于精神病患者康复服务项目活动，也被用于该机构进行的社区矫正项目。

同时，何思斯提出了这种碎片化的另一个坏处——资源缺乏统筹，难以达到服务效果。“同一个单亲妈妈患病，可能南海区妇联有资源，区民政有资源，区卫计也有资源，但是它们可能都不知道要给什么。”何思斯说。

《报告》指出，南海社会服务的“强镇街”模式下，短时间内能更好地贴合镇街自身特色和需求，但长此以往，将带来南海各镇街社会服务发展模式不一、发展程度不一等，也会带来项目实行标准多样化、施行效果难以持续、机构扎根南海成本高等弊端。

南海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19日，南海区社会工作委员会印发《推动镇（街道）创益中心实体化运营的指导意见（试行）》（下称《指导意见》），将镇街创益中心的功能调整为社会观测、社区社会服务组织孵化、社会服务项目研发、社区服务供给等四大功能，并细化出社会观测报告、研发项目、孵化扶持社会组织数量等6个指标，将进行年度考核。

“《指导意见》中提到的‘实体化’，是通过统一南海区及各镇街创益中心的功能、定位、方向、作用实现的。”南海区社工委专职副主任王晓娟说。

此外，南海区社工委科员陈曾悦透露，南海区社工委正在研究制定一份指导社会服务类的管理办法，希望通过统筹社会服务资金、统一社会服务评估标准等，推动社会服务的标准化。

南海直面社会工作挑战

陈永杰提及，萧伊恩曾对他表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断不能抽离地方政府的政策过程，尤其是执行上的细节。如果像一些论文那样，将整套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指标拿来与理论对话，只是“隔靴搔痒”。

从《报告》全文来看，无论是对南海社会工作项目、机构以及人才的发展，均尖锐地指出了面临的问题及挑战所在。例如项目的碎片化、评估标准参差不齐、项目支持连续性不够等对社工机构在本土的立足、服务的开展等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同时，南海的社会工作人才还面临着行业薪酬水平不高、流失率较高、专业化程度较低、督导资质缺乏统一认证等挑战。

作为机构的代表，何思斯对此就有深刻感受。“现在南海应该要有一个统一的服务标准，推动社工专业化进程。”她表示，在缺乏标准化的情况下，政府也无法有效地评估其财政投入是否真正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但同时，《报告》也肯定了南海社工机构面对挑战的应对策略。例如，一些社工机构为自己定下的发展目标，是希望通过精品项目在某一领域成为行业龙头，基于此再建立起一套相关领域的服务标准，并向全区推广。

“书中不少章节展现出了艰难险阻，但我更希望大家感受到一线社工的那腔热忱，然后看到整个行业的希望。”陈永杰说。（记者 王诗琪）

责任编辑：段冬蕾

文章来源：http://trade.swchina.org/trends/2017/0721/2954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