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投身慈善教育的民国总理

 

“清代翰林，北洋总理，离归作庶民，熊氏宦途难展志；幼园稚子，社会遗孤，教养成英杰，香山慈善永留芳。”这是后人纪念近代慈善教育之父熊希龄的一副对联。上联所说的正是熊希龄的前半生经历：因支持维新变法，被清廷革职“永不受用”，后成为民国总理；下联中提到的香山慈善，指的就是熊希龄为京畿一带的水灾孤儿而办的香山慈幼院。他的后半生，致力于慈善和教育事业。

香山慈幼院是熊希龄的一个理想国：孩子们在这里无忧无虑地生活，完成从幼儿园到中学、大学的生活。他的这个理想家园，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熊希龄为了这个家园，捐出了全部家产，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不与袁世凯为谋

辞去总理之职

熊希龄（1869年——1937年），字秉三，自号“双清居士”，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据传，熊希龄六岁时便“闻一知十”，《三字经》只用了三四天便背得滚瓜烂熟。因为禀赋出众、好学深思且勤奋过人，他被誉为“湖南神童”。湖南的书院较多，而改变熊希龄一生的，是一所名为沅水校经堂的新型书院。该书院以经史为治学之根本，对词章、舆地、农政、河渠、兵谋兼而习之。在这所书院，熊希龄眼界大开，除了经史学问有长足进步之外，他特别钟情于历史与舆地，这种修养最终成为他建功立业的基础。

1894年，熊希龄中二甲进士，并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最终以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这一惨痛的失败，让熊希龄从信赖清政府的迷梦中惊醒，他很快转入了要求改革政治的阵营。1896年，熊希龄给当时的洋务派首领、两湖总督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他本人随后也正式投笔从戎，被张之洞委为两湖营务处总办。

1897年，熊希龄与谭嗣同等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他又参与创设南学会，创《湘报》，以推动变法维新。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樊锥等为撰述。宣传“爱国之理”、“救亡之法”，倡导变法维新，尤其注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改革的历史和社会学说。

《湘报》的新闻取向直接引发了包括张之洞等大员与湖南守旧派对熊希龄的不满。戊戌政变后，《湘报》被迫停刊，熊希龄也被革职。后来，熊希龄被湖南巡抚赵尔巽提携，并在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经赵尔巽之推荐出任参赞。

辛亥革命前，熊希龄到东三省主管财政。辛亥革命后，他由奉赴沪，渐次拥护共和并加入联合会。1912年4月，熊希龄任唐绍仪内阁财政部长，7月辞职，旋任热河都统，次年被举为进步党名誉理事。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拉拢进步党人组阁，熊希龄任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

但是，文人熊希龄在权术争斗上哪里比得上袁世凯。1914年2月，袁世凯策动新闻界重提热河行宫盗宝案。熊希龄担任过热河都统，当时修缮行宫需要资金，而辛亥革命后政府缺钱，熊希龄呈文申请变卖古物修缮行宫，于是，熊希龄因有嫌疑，而在国会解散后不久，也被迫辞职下台。事后，熊希龄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弟以庸才，躬丁乱世……虽明知项城权诈，然因时势所趋，百端迁就，冀其统一环区、存此社稷，不料竟为所卖！”

 

为办香山慈幼院

捐出全部家产办

在民国六年九月（1917年）的时候，顺直省区（包括直隶、京兆两省区，即现在的河北、北京地区）发生大水灾，淹没了103县，19045村。受灾的百姓有630多万；成灾的田亩有25万多顷。

面对这场巨大的浩劫，从总理任上辞职后在天津当“寓公”的熊希龄迅速行动起来。他天津的寓所也被河水吞没，身为灾民的熊希龄通过财政总长梁启超和外交总长汪大燮，向当局极力主张筹款，赈济灾区的饥民。国会讨论的结果是，如果他出来主持赈灾，此事才可议。于是，熊希龄奉命督办水灾善后事宜，他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向全国各省发出请赈通电，希望全国各地诸君子“胞与为怀，本其己饥己溺之心，为披发缨冠之救”。赈电发出，熊希龄以身作则，先捐现洋500元，又命家中女眷缝纫棉衣100套，捐给难民。在他的呼吁带动下，团体、个人捐衣、捐洋者不断，外国的慈善团体也有帮助。

熊希龄见到有的灾民因为生活困难，甚至把儿女标价出售，就在北京设立了慈幼局两所，收养灾民的儿女。一所专收男孩，一所专收女孩，总共收了男女儿童差不多有千余人。水灾平息以后，这些儿童先后被他们的父母领回。可是到了后来，还有200多儿童没有人认领。水灾督办处不得不设一个永久的机关，来教育这些儿童。熊希龄看到城内外困苦的儿童很多，就与水灾处坐办陈汉第、罗振方商议，决定建一大规模的慈幼院，可以容的下千多人。把城内外贫苦的孩子招进来一同教育，免的这些孩子受苦。但是，建校又面临地皮的问题。时任大总统徐世昌同前清皇室的内务府商量，将香山静宜园的地方拨出，建筑慈幼院男女两校。

1920年10月，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这一年，熊希龄51岁，他给自己的后半生选择了慈善事业。他希望通过自身的行动帮助更多的人，但是在动荡的年代，想办一所规模颇大的慈善性质的学校，所面临的资金困难也可想而知。

因此，尽管熊希龄曾是民国总理，又担任过财政总长，但自香山慈幼院从成立开始，就长期受“缺钱”的困扰。到了1932年，为了解决香山慈幼院的资金困难，熊希龄捐出了自己的全部家产，共计大洋27.5万余元，白银6.2万两。

组织义勇军和救护队

奔赴抗战前线

熊希龄曾经多次指责当时的教育制度极不合理，教育为富人独占，穷人子弟只能向隅。这种现状持续下去，国家将永无和平之望，大乱则无有巳时，因此他要使贫富儿童“同居教育，泯其阶级之分”。因此，他秉持的是一种慈善观与教育观相结合的慈善教育思想。其目标在于教养孤贫，使孤苦儿童与富家子弟同享教育之幸福，以培养孤贫儿童能够自食其力和成为健全国民为其特征。

在熊希龄的努力下，香山慈幼院的确朝着他的理想目标前进，香山慈幼院在当时成为一所新式教育的实验园地。别的学校办中学的只有中学，办小学的只有小学。而香山慈幼院收录的儿童，如果从1岁入婴儿园开始，依次读到高中毕业为止，在慈幼院至少可以整整呆上17年之久。慈幼院有一个纵、横办学的教育体系，“纵”指的是婴儿、幼儿、小学、中学教育以及大学教育；“横”指的是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所有这些教育，都是以当时最新、最先进的方式进行的。当时美国记者参观后谓其“较之美国所办幼稚学校有过之而无不及”。

慈幼院的学生来自全国，熊希龄对他们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群育全面培育，意图是使他们成为“健全爱国之国民”。

香山“森玉笏”有一处石刻，题写着熊希龄的两首七绝。其中一首这样写道：“远看塔影漾湖波，又听群儿唱晚歌。为念众生无量苦，万山深处一维摩。”诗中“群儿”指的就是香山慈幼院的童子军。为了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良好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生活能力，香山慈幼院在小学四到六年级的学生中组织了“童子军”，这首诗就是熊希龄带领童子军爬山露营于森玉笏时题写的。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在熊希龄的组织领导下，香山慈幼院组成200人的义勇军，开赴上海战区，女生则加入红十字救护队，前往战区医院帮助工作。1933年爆发了“长城抗战”，熊希龄又带长女熊芷和部分慈幼院师生，组成救护队奔赴前线救护伤员。

1937年夏，熊希龄偕夫人毛彦文赴青岛，未及返回北京，就发生了七七事变，熊希龄夫妇无法北返，于7月21日乘船赴上海。8月13日，淞沪会战又起。熊希龄会同上海红十字会同仁，偕毛彦文日夜穿行于伤兵和难民之间，从事救护工作。

1937年12月25日，熊希龄赴香港为抗战募捐，因突发脑溢血溘然长逝。蔡元培先生当时也在香港，他亲笔为熊希龄书写墓碑：“宦海倦游，还山小试慈幼院；鞠躬尽瘁，救世惜无老子军。” 熊希龄早年曾将“棉花”入画，并题款为：“此君一出天下暖”——这既是他政治理想的表达，也可当作其致力慈善的人生写照。

1992年5月17日，熊希龄骨灰归葬于香山墓园。

责任编辑：郭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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