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毒日”走近禁毒社工群体——他们始终不放弃

原题：“禁毒日”前夕记者走近禁毒社工群体 —— 面对自暴自弃，他们始终不放弃    

“他们可能向你拍桌子，也可能对着你哭诉，还可能逃避你，或者一次次背弃承诺重新复吸……但即使转变一点点，也是有价值的。”今年33岁的禁毒社工王俊超，6年多来接触过上百个“瘾君子”。

“天有多热，心就有多热”

“毒品可千万别再碰了啊！”“怎么会，你看我这身体！”张波(化名)秀了秀自己的肌肉，结实有力。24日，他如约来到南京市秦淮区朝天宫街道戒毒办公室接受尿检。“两杠阴性、一杠阳性，5分钟出结果。”朝天宫街道戒毒办公室禁毒社工毛群熟练地说。

张波跟毛群是老朋友了。2012年夏天，毛群领着张波，两人骑着自行车奔波在烈日下，从一个人才市场到另一个人才市场，张波总算在河西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每月2700元。这是张波2003年沾上毒品以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社工凭着“天有多热，心就有多热”的热忱，改变“瘾君子”的人生。

王俊超是昆山市自强服务社专职禁毒社工，这是全省第一家社区戒毒服务机构，由政府购买服务。

“张某从强制戒毒所出来，到我办公室报到就拍桌子说：‘要我接受帮教，先给我办低保！’”面对和自己同龄的张某，王俊超努力成为他的朋友。不久后，王俊超带着没有自信的张某一起去某大超市应聘，一次成功。

王俊超用“四象限分析法”专业手段，帮孙某成功戒毒，并解除了离婚危机。孙某还在王俊超的帮助下，开了一家洗车店，脱离了不良朋友圈。

在专业禁毒社工的帮助下，昆山吸毒人员3年内未复吸率持续上升(达到60%以上)，昆山市毒品交易量、吸毒人员盗抢案件明显下降。昆山市自强服务中心干事长沈雍介绍，2009年戒毒社工介入后，昆山21个乡镇街道都建立了自强服务工作站。

“不管粗暴回应，始终没放弃”

王俊超应聘禁毒社工时，一位警察就给他打预防针：“吸毒人员是最难打交道的，要当心！”很多禁毒社工对于与吸毒人员打交道之难体会很深。

朝天宫街道戒毒办公室的董玉兰，回忆起2010年与戒毒人员李梅初次见面的尴尬：“请她尿检，她在办公室中间，当着所有人的面蹲下就尿……”

多年里，李梅被强制戒毒、劳教，为逃避惩罚，她吞下三个打火机、指甲剪……吸毒几年，人瘦得皮包骨头、牙齿半颗半颗地腐蚀脱落。

“不管我怎么粗暴地回应，他们始终没有放弃。”离婚，赶上拆迁，李梅一度无家可归。董玉兰带着她到拆迁办打包票，“她已经戒毒了，好歹给她一个窝”。这种义无反顾的信任让李梅泪流满面。后来又有“粉友”上门蛊惑，当着她的面掏出毒品，“我让他们滚出去”。戒毒后，李梅扫过厕所、当过钟点工，又脏又累她干得分外满足。

董玉兰说，吸毒者毒瘾发作时不顾一切；事后又极度后悔。“就是要帮他们下定决心戒掉。一次不行就去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不开门就站在门外劝，有困难尽最大努力帮忙……”

戒毒人员邵东说，沾上毒品后，“亲戚朋友都绕着走”，但女儿出生那天，董玉兰却拎着大包小包来看望。

“千万不要吸毒！如果你已经吸毒了，只要有决心，一定能戒！”邵东如今已经成了戒毒办的编外人员，积极参与各种禁毒宣传。李梅更是再三嘱咐记者，“以后你们要有什么禁毒的活动，叫上我，多远我都去。”

“戒毒办不是神仙办”

40岁的女戒毒者孙景(化名)未婚生子，孩子2岁半，孩子的父亲是谁不得知；孙景母亲中风瘫痪在床、父亲早年去世；一家祖孙三代靠着680元的抚恤金和邻居接济生活。半年前，孙景从戒毒所出来，但至今未找到工作。

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戒毒成功群体依然难以真正融入社会。很多时候，戒毒社工们只能自掏腰包，为他们支付各种账单。

“孙景的孩子接近上幼儿园的年龄，去哪儿上、怎么上都是问题，戒毒办不是神仙办，有的忙真的帮不上，但又担心他们自暴自弃。”董玉兰说，戒毒工作还需要整个社会合力完成。

禁毒社工缺口大也是一大现实。沈雍说，昆山有1000多名吸毒人员(不包括流动吸毒人员)，目前有50多名专业社工对接帮教，比例是1：30。而《禁毒法》规定，该比例应为1：20。昆山自强服务社，持证社工15人，专业性还有待提高。

待遇低是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朝天宫街道戒毒办5名社工平均年龄55岁，活累钱少。毛群透露，他们的工资执行最低工资标准1630元，到手仅1000元出头。“每月一两千元的收入，让助人自助的社工挣扎在生存线上，自我提高和发展受限，导致一些城市的社工流失率高达50%。”沈雍说。

收入的确低，但“老社工”王俊超说他不打算改行，“哪怕是一个阶段，一点点的转变，对社会和他们的家庭，也是有价值的。”

责任编辑：姜妍

文章来源：http://practice.swchina.org/socialwork/jiedu/2015/0626/2259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