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群体性困境：不被认可 专业性被忽略

 

原标题：社工群体性困境

一方面，国内社工行业面临巨大的人才“缺口”，另一方面，社工专业的学生又在纷纷逃离这一“缺口”。看似矛盾的现象，给我们提出了诸多问题：如何让社工专业的学生学以致用？社工人才是否供过于求？怎样让社工在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其柔性协调的作用？

法治周末记者 闫格　　　

“明天，我将辞职，不再做社工了。”　

9月8日，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社工刘云(化名)时，她把头埋在桌子上低声说。3年前，从北京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她进入北京市东城区某社区工作。　

刘云并不是唯一想要逃离社工行业的人。曾经，社工群体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逐渐成长。眼下，却有不少社工因为种种问题而流失。　　　

一位2009年进入北京市朝阳区某社区工作的社工告诉记者：“辞职的(社工)很多。”据了解，去年11月，他所供职的单位共招录18名社工，而自今年1月份起，已有超过18名新老社工辞职。　　

2010年5月，我国颁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作为全国重点建设的六类人才队伍之一。在此文件中，发展社工行业的目标也被明确提出——到2015年，我国社会工作人才总量将达到200万人；到2020年，社会工作人才总量达到300万人。　　　

政策的倾斜，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与社会高速发展密切相关。在一些发达国家，社工的主要职责被认为是以专业、柔性的方式，帮扶处于困境中的社会成员，以此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

然而，愿景虽然美好，困难和障碍也随之出现在中国社工面前。作为其中一员，刘云的经历也折射出当下社工群体的种种困境。　　　

环境改善仍难坚持　　

“我辞职后，我们那一批应届生留在单位的，只剩一个人了”　　　

2006年，刚刚高中毕业的刘云在父亲的帮助下，填写了报考高考志愿——社会工作专业。“父亲告诉我，当时国家已经出台政策，鼓励社工专业人才的发展。”刘云说。之后，她如愿以偿地进入大学的社工专业。　

令刘云父亲印象深刻的政策，正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将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上升到了党的战略部署的高度”。　　

如今，刘云也确实能够感觉到，近些年社会工作大环境的改善。然而，已经工作3年的她，却依然下定了决心要辞职。　

2010年5月，刘云参加了当年北京市公开选聘高校毕业生到社区工作的考试，成为13000余名报考者中的一员。促使她参与这次考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望通过此途径获得北京市户口。

为了进一步扩大社工队伍、提高社工地位，北京市提出可为社工解决户口。而“可落户北京”也一度造成社工报考热度的升温。　　　

不少报考者与刘云有着相似的心理。刘云回忆称，2010年与她一同进入社区的同事共有9人。自从2011年3月，他们落户北京之后，不少同事陆续提出辞职。　　

正因为此，2011年起，通过社区招聘途径落户北京的社工人数明显减少。　　

“我辞职后，我们那一批应届生留在单位的，只剩一个人了。”刘云说。　　　

刘云所不了解的是，在2010年的13000余名报考者中，实际参加考试人员仅为7000余人，近半数人弃考。而2009年招聘的1984名社工中，次年同期人员仅剩不足千人，流失率过半。　　　

“辞职原因主要是工资太低。”刘云说，“到现在为止，按照月薪每年上涨50元的幅度，我每月的工资只有2800元。所以，我是‘月光族’。工作3年了，也没攒多少钱。”　

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12年度，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5223元。相较之下，“刘云们”的工资可谓“拖了后腿”。据媒体报道，2010年，一名应届大学生社区工作者的实发工资约为1152元。　　　

事实上，刘云的待遇一直在改善之中。　　　

今年开始，刘云所在的单位为社工安排了单位宿舍。此前，在北京东二环工作的她，一直以每月800元的房租在南三环租房。每天上班，路上要花费一个多小时。

 

专业对口情况堪忧　　

他授课的一个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班共有40名左右学生，但毕业后，“从事对口专业的学生不足10个”

除公开招考聘用社工外，自2010年起，北京市政府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聘请社工到养老院等地协助开展社工服务。北京市立德社会工作事务所(以下简称“立德事务所”)于2011年注册，是最早一批被政府购买服务的事务所之一。立德事务所所长张悦豪为法治周末记者出示的工资数据显示，刚进入事务所工作的社工工资在2000元左右，一位刚刚从广东深圳来北京工作且拥有5年工作经验的社工工资为3820元。张悦豪表示，立德的工资在北京同类事务所中，处于“中上游水平”。　　　

刚刚从山东省济南市某社工事务所辞职的崔华(化名)，拥有3年工作经验。2012年，他的税后工资不到1500元。　

立德事务所的一位员工向法治周末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社工行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阴盛阳衰’。在立德，男女比例为1：5。男生因为成家立业的原因，接受不了这个行业的低薪。”　　　

“事务所的人员基本上每年都会有一次大换血。”张悦豪称。　　

对此，西城区社工委书记陈艳直言：工资太低，让这些需要租房子、坐公交车的大学毕业生根本无法承受，“压力太大，不利于稳定社工队伍”。　　

而在刘云的大学同班同学中，绝大多数人的境遇都与她截然不同——他们都选择了其他工作。　　　 掰着手指算了半天，刘云说，2010年毕业那年，班上五十多个同学只有6个从事专业对口的社会工作。　

就业对口情况不理想，不只是刘云所在班级的现实。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姬中宪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授课的一个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班共有40名左右学生，但毕业后，“从事对口专业的学生不足10个”。　　

这些例子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官方数据的佐证。

2012年，根据签约率与专业对口率，上海市教委发布年度预警专业，对本市高校中连续3年以上签约率低且布点较多的18个本科专业提出预警。社会工作专业排在了18个专业的第一位。

社工实际不被认可　　

“很多次，我们上门宣传、服务时，有居民直接问我们‘是不是搞传销的’”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由于旺盛的市场需求，社会工作专业作为紧缺专业，与毕业生的低就业率显得更加矛盾。　

“这个专业的学生，80%从毕业那天起就已经转行了。而北京市公考考录的社工，又因报考不限专业，而导致现有社工队伍专业性不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老师称。　　

而社工的社会需求很大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西方发达国家，专业社会工作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一般都能达到2‰以上。在我国香港地区，社会工作从业人数占总人口的3‰以上。　　　

“按照社区服务站的规定，每500户居民配一名社工。我所在社区共有3400户，但实际上却只有5名社工。”刘云说。　

作为一名由政府购买服务渠道而走上工作岗位的社工，与刘云相比，崔华感到一种“不平等的冷落”。　　

“我是合同工，其实就是‘临时工’。”崔华笑着反问，“跟他们通过考试考进去的正式工相比，同工不同酬，难道不是很正常吗？”　　　

“中秋节、春节时，单位给员工发福利、发年货，我们这些外派的‘临时工’啥都没有。”崔华提高了语调，“再比方说，同样是值班，‘临时工’也没有值班费。”　

张悦豪则认为，与社工相似，绝大多数公务员工资也很低。社工岗位流失率高，源于人们对社工的认可度低。　

“社工服务于居民，看似免费，实际上付费方是地方政府。而居民往往对于免费的服务持警惕心理。”张悦豪苦笑道，“很多次，我们上门宣传、服务时，有居民直接问我们‘是不是搞传销的’。”　

2011年，北京某媒体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70.1%的人认为，社工岗位留不住人是因为人们对社工不认同，社工社会地位低。　　　

武汉人周淑(化名)曾在美国学习社会工作专业。回国后，家人不理解的眼光，时常让她感到“挣扎”。逢年过节，她感到最厌恶的，就是向众多询问职业的亲属解释“社工是什么”。　

“我感到，大多数人对社工的认识普遍不到位，认为社工就是义工或志愿者。其实不然，社工与律师、会计师一样属于专业人才。”周淑说。　　

刘云则表示，尽管社工经常定义自己是“拿工资的活雷锋”，但很多人会发问：“既然是学雷锋做好事，为什么还要工资？”　

“紧接着，他们会更加怀疑，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刘云耸了耸肩膀。　

而让周淑感到更为不解的，是国内一些大学本科学习社会工作专业，难以取得相应的学位证，授予毕业生的是法学学士学位。　　　

更让深圳某社区服务中心主任仇玲飞担忧的是，目前国内尚无能够保护社工权益的专门法律。“在深圳，社工经常与吸毒人员、家暴者接触，一旦造成人身伤害，谁来保护社工的权利？”　　　

据姬中宪回忆，2007年，民政部联合法学界人士共同举办了首次关于社工立法的研讨会，由社工代表与法律界人士参与。　　　

“那场研讨会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社工代表与法学家们争论，是否需要立法。”姬中宪说，“现在看来，在当时缺乏相应政策的情况下，社工们希望立法，实际上是急于获得体制的认可。”　

 

　

晋升空间有限　

考完助理社工师、社会工作师，“也就没有可以奋斗的目标了”

对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社工赵霜(化名)而言，“看不到发展的方向”成为这一职业带给她的最大苦恼。　　

“内部任职方面，只有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和主任两个职位，升到主任级别就是最顶端。”赵霜认为，考完助理社工师、社会工作师，“也就没有可以奋斗的目标了。”　　

而刘云则认为，没有职称和职位，意味着缺乏加薪的因素。“即便努力升到主任级别，每月工资也不过四五千元。”　　

在周淑身边，不少社工辞职进入基金会工作。因为“基金会的升职空间会更大些”，而年轻人在工作上总是希望“找到些奔头”。

但在政府层面来看，社工行业仍然大有可为。如北京市表示，正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培养5万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与500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要达到这一目标，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据张悦豪称，目前北京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仅有59家，专业社工不到1000人。而上海市社工协会常任理事李兆伟更是认为，目前，真正在社工机构或组织从事社工职业者，全国不超过两万人。　

或许是在巨大的人才缺口刺激之下，高校不断扩大对社会工作专业的招生，毕业生数量也随之增长。　　

有数据显示，当前，全国约有250所高等院校开设社会工作专业课程，每年培育高校毕业生6000人左右。　　　

事实上，作为西方舶来品的社会工作，早在20余年前已在中国播下了“种子”。　　

1987年，民政部、国家教委等有关部门确认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地位。随后，北京大学成为国内首开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如今，中国开设社工专业的高校数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社工制度发达的美国。　　　

社工专业处于高速扩张阶段，但专业化的师资力量却远远不够。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不少授课教师来自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　　

上世纪90年代，姬中宪毕业于山东大学社会工作专业。他清晰地记得，彼时，国内实务还没有发展起来，毕业生各谋出路，几乎无人从事对口的专业。　　　

被忽略的专业性　　　

“我们几乎一直都呆在办公室里，打印文件、接听电话，帮助领导写发言稿，做一些行政化的事情……有时单位有应酬，甚至还叫我们出去陪酒”　　

一年前，周淑在深圳实习的经历让她至今都很不愉快。　　　

应聘于深圳市的一家事务所后，周淑被派到深圳市一家养老院。然而，养老院却并不希望社工策划、组织活动。　　　

“在养老院的工作人员看来，不组织活动就不存在老人受伤的可能性。”周淑告诉记者。　

在养老院发挥不出专业性后，上级领导为周淑等社工找到了其他的“用武之地”。　

周淑回忆：“我们几乎一直都呆在办公室里，打印文件、接听电话，帮助领导写发言稿，做一些行政化的事情……有时单位有应酬，甚至还叫我们出去陪酒。”　　

对此，李兆伟曾专门提到，国内现有的教学体系尚不完善，缺乏实务性课程，社工在踏出校门后更应倾向于实务方面的自我学习与培训。　　　

“更何况，一名专业社工需要大把的时间来接触服务对象，忙碌于行政事务，就会没有时间、精力了解服务对象。”仇玲飞也表示，“目前薪资水平并不高的情况下，进入社工行业的年轻人往往拥有帮助他人的理想，倘若一味地让他们做行政，远离专业，他们的服务热情会降低。”　

“这种情况下，社工可能选择辞职、调岗，甚至被同化，这对社工行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她补充道。　　

据刘云观察，北京市曾在部分社区设立试点，让一名社工得以从事专业性社区工作。然而，“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很容易被埋没”。　

对于当前国内社工的高流失率，李兆伟抱有较为乐观的态度。　　　

2011年，深圳社工流失率达17.6%，其中包括流出深圳或者转行不再从事社工行业，这个数字比2008年的8.4%整整翻了一倍。　　

“我对比了一下其他行业的流失率，譬如酒店行业为20%左右，香港每年的社工流失率大约15%，对比而言，内地社工的流失率并不高。”李兆伟称。　　

李兆伟随机选择了深圳的一家社工服务机构。数据显示，2013年至今，该机构共有130人，其中33人辞职。辞职后，只有5人离开社工行业。　　

“所谓流失并不是问题，这恰恰说明社工行业在蓬勃发展，促进人才分流到全国各地。”李兆伟总结道。　

但在法治周末记者的采访过程中，社工行业的人才流失，却是让不少社工感到无奈而又忧虑的现象。　　　

接受记者采访时，刘云多次提到一个故事。有一天下午，她在办公室值班时，迎来了一位老人，这位寂寞的老人与她一聊就是一个下午。　　

也正是这种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深厚情感，3年来与刘云拮据的经济状况在不断拔河。离开，信任自己的老人们难免失落，而留下，自己似乎又难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纠结之后，她最终选择了前者。

责任编辑：姜妍

文章来源：http://trade.swchina.org/trends/2014/1014/1824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