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异化：对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间关系的一种解读

 

原题：关系异化：对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间关系的一种解读——基于二者关系之社会历史性的分析

[摘要]既有研究指出，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表现出一种“不对等互构”的关联性。即人类可以凭借自身行为能动地创造或改造社会环境，同时社会环境也以次系统为媒介反作用于人类，且社会环境对个体或群体的作用力大于个体或群体对环境的作用力。本文在承认这种观念的合理性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的社会现实，认为当下我国的社会转型背景赋予了“不对等互构”特征以新的内涵。这一内涵集中表现为马克思提出的“异化”。进而，本文借用“关系异化”这一概念来指涉个体或群体在社会环境面前的失语状态和被动境况，并在此基础上分别阐述其诞生逻辑与特点呈现。

[关键词]人类行为、社会环境、不对等互构、社会转型、关系异化

本文关注的是既有研究针对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所提出的“不对等互构”之特征[1]。“不对等互构”意指人类行为对社会环境的能动作用、社会环境对人类行为所施加的影响，以及社会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力大于人类行为对社会环境的能动性作用力的关系特征。与已有的研究文献不同的是，本文注意到二者关系的“不对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的表现形式，或者称之为其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极化特征”，即“关系异化”。

一、文献回顾：“PIE”与“异化”

本文主要回顾关于“PIE”的既有文献，包括社会环境和人类行为的分别论述、对二者关系的澄清，以及关于“异化”思想的部分论著。进而通过引入“关系异化”这一概念尝试在“PIE”与“异化”之间建构对话的路径。

（一）、社会环境

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社会环境的定义。社会工作从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的角度理解社会环境概念，认为环境是某中心事物的外部条件的综合，社会环境是对人类行为造成影响的社会系统，包括家庭、组织和社区以及文化等（龚晓洁、张剑，2011）。王雨田综合社会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观念，将自然系统（地理环境）、人口系统、文化教育系统、经济政法系统、社会风尚和生活方式系统等作为社会环境的构成（2002），即指出了社会环境系统的子系统。何中华则以哲学的思维方式概括了社会环境的两个主要形态，即实体环境与关系环境（1999）。

（二）、人类行为

人类行为是由人类需要引起的，以适应环境为目的的行为活动总和，它既是人类适应环境的结果，也是人类遗传、生理、心理和社会等不同维度综合作用的结果（龚晓洁、张剑，2011）。对人类行为的关注一直是社会学的研究传统，研究者们将其作为一种研究对象与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派区分开来，形成了反实证主义学派。如韦伯提出的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以及哈贝马斯对社会行动的类型化[2]（黄陵东，2003）。除此之外，社会工作对人类行为的研究还涉及到人类行为的特点，人生各个阶段的行为特点等领域，丰富了人们对人类行为的认识（龚晓洁、张剑，2011）。

（三）、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现在被认可的对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基本关系的界定是：人们要适应环境、社会环境影响个人行为、社会环境和生物遗传共同对人类行为产生影响、人类能够改变社会环境、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关系的非平衡性（王思斌，2014）。按照该界定，研究者基本上承认了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即人类行为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环境的变迁，社会环境也会反过来对人类行为施加影响。与此同时，“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关系的非平衡性”也直接指出了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的不对等性。通过对这些观点的解构与再综合，可以看出“不对等互构”这一概念对二者关系具有一定的概括力。

（四）、异化的概念与内涵

异化一词来自于拉丁文，本意是指拥有能动性和独立意识的个体，通过自己的劳作创造出来的外在于他人的力量反过来支配、奴役着人们[3]。对于异化的研究，最早始于卢梭、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马克思是异化思想的集大成者。继马克思之后，马尔库塞、列斐伏尔等人进一步推动了异化思想的发展。马克思主要从劳动者与劳动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相异化、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等角度阐释了他的异化劳动观。马尔库塞在研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单向度理论”，极力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主性的丧失。列斐伏尔揭露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个人所面临的各种生存异化现象，其中提到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异化”，即本文所要论述的“关系异化”（杨康裕欣，2012）。

 

二、关系异化：路径、特点与具体诠释

一般而言，人类通过特定的行为（个体的或群体的）能够能动地改造和建构自身所向往的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将以更大的力量反作用于（塑造）人类行为。也即本文所说的“不对等互构”。这种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社会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塑造力度超过了其所受到的影响力，但是由于“不对等互构”的概括性，致使其忽视了暗含在这种不对等关系的极化倾向。受到社会历史性的制约，极化倾向并非在每个社会或每个历史阶段都会得到显性化或者演化为一种突出的现象。而当极化倾向表露出来的时候，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就走向了一个极端——关系的异化——人类在社会环境面前丧失了主动性和能动性，缺少自主精神和独立意识，在改造社会环境的议题上充满了无力感与妥协思维，失去了对集体力量的信任和社会中他者的关怀，无法作为一个团结的整体应对社会环境的“奴役势力”。

（一）、中国的社会转型：“不对等互构”走向极化的路径分析

如上文所述，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不对等的互构关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种关系特征将通过极化的方式促使二者关系走向异化，并具体表现为人类的被动和社会环境的强势。在提出这一核心观点之后，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是二者关系的变迁路径，即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以何种逻辑走向了异化，人类以何种方式沦为了社会环境的奴仆。

首先，笔者将关系异化这一概念置于当下中国的语境之中，通过分析中国的社会特征与关系异化之间的关系为路径分析奠定基调。当前，中国最大的社会特征就是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指的是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过渡过程（刘祖云，1997）。陆学艺与景天魁等人认为社会转型的内容包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转变”三方面的主要内容（郭德宏，2003）。

其次，引入汪和建教授所提到的“交易秩序”（汪和建，1999）对社会转型的三大内容予以界定。“交易秩序”本身蕴含了社会转型的核心理念，譬如汪和建教授纵向地将交易秩序划分为传统交易秩序、计划导向型交易秩序、市场导向型交易秩序，且认为每一种交易秩序都与社会系统的每一子系统发生关联[4]（如下图）。

 

可以看出，社会转型时期人类心理(行为的内隐状态)与社会环境都会受到转型背景的影响。伴随市场经济发展（交易秩序变迁）而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熟人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迁，陌生人社会悄然降临。熟人社会最大的特征是其“乡土性”（陈柏峰，2011），人与人之间由于长时间聚集在一个共同的地域内，形成了共同认可的规范，并在此基础上催生了人格化的信任模式。 在这种信任模式下，人们相互熟识，受到“集体权威”的约束，并为了共同的目标（生产活动）而联结在一起，具有比较高强度的凝聚力，生活方式比较单一。而在陌生人社会中，早先的人格化信任模式适用性大大降低，人与人之间更多的表现出猜忌、功利性合作等特点，并由于一种新的信任模式尚未建构出来而无法实现熟人社会中高度信任感，生活方式和行为选择呈现多元化趋势。

综上，笔者认为，“不对等互构”走向极化是社会转型三大表现形式综合作用的结果，交易秩序在突出经济变量的同时囊括了社会转型的另外两方面内容，运用交易秩序概念分析社会转型可以突出社会关系的变化，社会关系的变化促使人们做出不同的权宜性选择——人类在社会环境面前表现出的失语和被动是其中之一。

 

（二）、社会坏境的奴仆：关系异化的特点分析

在社会转型的作用下，社会环境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主仆关系”，即个体或群体在社会环境面前处于失语状态和被动境况。本文将其称之为“不对等互构”的极化或“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异化”。具体而言，这种异化的关系至少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转型背景下的社会环境呈现出复杂性的一面，各种新旧矛盾交错，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如阎志刚指出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分化加速、社会流动加快、社会冲突加剧、社会整合力下降等后果（1996）。然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人类认知共同体难以全面把握影响社会环境的各种变量，也难以认识到社会的全貌。因此，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以及人类认知的历史局限性使得关系异化成为可能，同时也充当了关系异化的一个表征。

其次，社会环境的强势与社会民众的极端弱势。现有的很多文献都指出了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不对等互构”（龚晓洁、张剑，2011；彭华民，2013；王思斌，2014），但是没有考虑到人类行为在社会环境面前的极端妥协（弱势）。这种力量的强弱对比主要表现在人类很少或没有对社会环境施加影响，而社会环境却反过来以强大的力量塑造着人类的行为，譬如在市场经济较为发展的今天，社会民众很少自觉地抵制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的肆虐，而是更多的表现出顺从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对不合理的合理化）。

再次，在社会环境的作用下，社会民众的自主性丧失。正如马尔库塞曾经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的缺陷时说，“在现在的资本主义里，虽然工人的生活的福利待遇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危机却频频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个人批判力和自主性的丧失，传统上具有批判力的工人阶级被同化，使他们是去了抵抗能力，不再具备解放的力量”（王思斌，2014）。在二者关系异化的社会中，社会民众丧失了自主性和批判精神，在社会环境面前表现出妥协和顺从的一面，并最终导致“社会的自我防御机制”的启动。

最后，人类（社会民众）作为共同体缺少必要的凝聚力，原子化的倾向明显，难以形成一股对抗环境异化的合力。正如上文提到的“交易秩序变迁”造成的“团结—分化”结果一样，处于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关系异化之中的社会民众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和对社会中的他者（熟人社会嬗变为陌生人社会）的不信任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并直接导致社会的原子化与社会合力的丧失，人类由此主动丢掉了对抗社会环境压迫的有力武器，沦为社会环境的“奴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人类对这种异化的关系缺少比较明确的感知，因为“外在的强制”内化成为了“内在的坚守”，从而也就没有了社会环境带来的压迫感，压迫感作为一种“隐匿在人类认知盲区的社会事实”存在着。

（三）、社会冷漠：对关系异化的具体诠释

社会冷漠是当许多人共同面临某一需要救助的紧急情境时，所给予救助的可能性小于一个人单独面临此种情境的现象[5]。肇始于2011年小悦悦事件而展开的关于社会冷漠现象的讨论一直持续至今，各种时评、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评论性文章诸如储昭根在《社会冷漠：请勿生了病再吃错药》中细数了包括小悦悦事件在内的许多“冷漠事件”，并驳斥了“媒体误导说”“媒体夸大说”“道德的制度归因”等观点，进而主张我们应该给予个人的道德底线更多的关注（2011）[6]。学术性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如王志远、刘江虹等人的文章，他们分别从博弈论、系统论的角度阐述了社会冷漠现象，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王志远，2012；刘江虹、陶柱标，2012）。本文从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关系的视域出发，将社会冷漠这种社会现象当作二者关系异化的表现，认为与社会冷漠相关的“坑害、碰瓷”等行为是个体对逐利性社会环境的顺从，“拒绝提供帮助”等行为是个体缺少改变社会环境的信念、力量（个人力量的弱小与社会合力的缺位）的表现。

对社会冷漠的产生机制进行分析，并不能简单地将其化约为对个体道德的归因。从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来看，这是二者关系异化的表现，即个体在社会环境面前自主性和批判精神的丧失。社会冷漠之所以发生，首先是诸如“碰瓷”等行为的出现冲击了原有的信任体系，这些伤害“来自他者的信任”的个体和群体的存在使得整个社会失去了对彼此的信任。其次，从“碰瓷”行为的驱力来看，在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下，逐利性是个体和社会共有的主要特征，个体对个人利益的逐求既是对社会环境的迎合与顺从，也是出于自身对物质利益的无止境需求。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认为关系异化背景下的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负性的互构”，而不单单是人类行为单向地受到影响（但这并没有改变人类的被动和失语状况），这种“负性的互构”造成了社会冷漠的长期存在以及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关系异化的恶性循环。

社会冷漠现象的另一个维度是人们对“碰瓷”的态度和行为反应。一般地，社会冷漠就是在违法辨识需要施助的情景是否为真实的情景还是虚假的情景（骗局）的情况下产生的。而这一方面反映了陌生人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相互猜忌，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社会合力形成之艰难。首先，人们之所以难以辨别出需要帮助的情景的真伪，除了基于对类似于“碰瓷”行为的心理阴影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陌生人社会的社会特征。陌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没有较长时间的持续互动，彼此之间对对方的人格和品性缺乏深入和全面的认知，因而缺乏熟人社会之间的人格化信任。同时，一种制度性的信任模式没有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更加难以维持。其次，人们普遍持有“个体在社会面前的无能或弱能”的信念，认为个人面对复杂多样的人性和社会的时候，难以对其进行适当有效的干预，自身的努力无法扭转社会的大形势，这就从心理层面降低了个体联合为一个整体对抗不良社会现象的可能性。再者，陌生人之间缺乏适当的互动，没有达成一定的共识，难以形成促使相互之间联系起来的基本信任，也是社会合力不易形成的重要因素。故而，面对社会冷漠现象，我们可能的应对之策是致力于社会民众的自主性和批判精神建设，推动社会民众之间的互动（创新互动形式），在社会民众形成基本的共识和基本的信任，促成社会民众之间的合作，形成应对社会环境压迫的社会合力。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要讨论了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关系的极端形式，即考察了“不对等互构”极化后表现出的特征，并通过引入“异化”概念，提出“关系异化”用以指涉个体或群体在社会环境面前的失语状态和被动境况。进一步，基于对“不对等互构”的社会历史性分析，结合中国的转型背景，探讨了关系异化的路径和特点。在阐述了关系异化的基础上，将这一视角作为分析的工具分析了当前的社会冷漠现象。同时，通过对社会冷漠现象的实证分析，本文认为关系异化背景下的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不仅仅是人类单向地对社会环境顺从，在现实中还表现为“负性互构”的恶性循环。

本文的创新之处可能在于认识到了“不对等互构”的极端形式——二者关系的异化，同时将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社会历史性纳入考虑范畴。但是，由于自身知识积累的不足与视野的局限，致使本文有许多不足之处。表现之一是，虽然从社会转型和交易秩序变迁的角度阐述了关系异化的路径，但并未完整地论述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对关系异化所产生的影响。表现之二是，仅仅从社会转型的角度考察关系异化的路径，并未发展出其发生路径的一般状况。表现之三是，在关系异化的分析框架中，将中国当前的情况界定为“关系异化”的承载实体，一定程度上将人类这一概念进行了模糊处理，没有具体地考虑到人类这一共同体中个体差异。

参考文献：

[1]龚晓洁、张剑主编，2011，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王思斌主编，2014，社会工作综合能力（中级）[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3]汪和建，1999，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4]彭华民，2013，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5]何中华，1999，试论人与社会环境及其关系[J]，长白学刊（5）：40—45页；

[6]黄陵东，2003，人类行为解读：韦伯与马克思的社会行动理论解读[J],福建论坛（4）:58—65页；

[7]杨康裕欣，2012，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现实意义[D]，西安：西北大学硕士论文，4—15页；

[8]刘祖云，1997，社会转型：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32—37页；

[9]郭德宏，2003，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研究综述[J]，安徽史学（1）：87—91页；

[10]王雨田，2002，略论社会环境[J]，社会科学战线（1）：199—204页；

[11]陈柏峰，2011，乡土逻辑植根于熟人社会[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3月29日；

[12]阎志刚，1996，社会转型与转型中的社会问题[J]，广东社会科学（4）：86—92页；

[13]王志远，2012，社会冷漠的博弈分析[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4）：96—102页；

[1]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最主要的观点是“人在情境中”（PIE, Person In Environment）。故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叙述，笔者在后文用PIE来指代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2] 韦伯将工具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行动与传统行动作为人类行动的“理想类型”，哈贝马斯认为社会行动类别包括目的性行动、循规性行动、戏剧行动与交往行动四大类。虽然这里所提到的概念是社会行动，与人类的社会行为有一定的区别（不少社会学家区分过行为与行动的区别），但是社会学家对社会行动的研究对我们理解人类行为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3] 参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48页。

[4] “交易秩序”原本属于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个概念。经济社会学研究注重将经济现象置于社会结构之中进行考察，关注社会性因素对经济现象产生与发展的作用，如韦伯对新教精神（宗教）与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制度）的关系的研究。因而，“交易秩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特定的社会历史特征。

[5] 百度百科“社会冷漠”词条：http://baike.baidu.com/view/6861461.htm?fr=aladdin

[6] 储昭根，2011，《社会冷漠：请勿生了病再吃错药》，爱思想网，2011年10月21日。

（作者信息：赵万林，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系，本科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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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华龙

文章来源：http://theory.swchina.org/exchange/2014/0901/1717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