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福田社工帮教：挽回“误入歧途”的青春

 

“年轻人犯了错，上帝都会原谅。”这是革命导师列宁的一句名言。记者从福田区检察院了解到，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不断攀升，且越来越呈现出低龄化、团伙化、暴力化、再次犯罪率高的特点。在维护司法公平正义的前提下，如何加强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帮教和保护，便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去年7月，福田区在全市首创以“大爱福田”为主题的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工程，通过引入专业社工、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对涉罪未成年人帮教，现已取得了良好成效。截至今年7月28日，该区一共帮教涉罪未成年37人，其中16人成功返校，13人顺利返工，该模式近期已向全市全面推广。

社工帮教涉罪未成年人 福田开全省先河

2012年8月，福田区检察院刑事犯罪检控局承办了一宗未年人涉嫌寻衅滋事罪案。刚满17岁的小明（化名）因伙同其他几名同龄人，抢夺了他人的一部手机而被公安机关抓获。由于该案案情简单，涉案金额也不大，再加上涉案当事人还是未成年人，小明很快被取保候审。

在取保候审期间，小明并没有因此改掉身上的坏毛病。据了解，抢夺案发之后，小明被学校开除学籍，之后大部分时间都辍学在家，其与父母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张。有些自暴自弃的他，便经常带着一群“小混混”，出入网吧等娱乐场所，并且染上了抽烟、喝酒等不良嗜好。

小明的情况被资深检察官曾艳了解后，引起了她的极大关注。曾艳目前是福田区检察院刑事犯罪检控局的一名高级专员，在她10多年的从业经历中，类似的案例遇到很多。“很多未成年人在第一次犯罪后，由于帮教不及时，往往难以融入社会，甚至导致屡次犯罪情况发生。”

以本案为例，小明的犯罪情节较轻，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符合刑诉法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但前提是，涉罪人要在考察期内积极履行相关社会义务，并完成与被害人及检察机关约定的相关义务，足以证实其悔罪表现的，检察机关才可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在曾艳看来，以小明当时的表现，如果外界不施予及时有效的帮教，几乎很难让他走上正轨并最终免于起诉。而目前，涉罪未成年人的帮教工作主要是由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来做，但因人手不足、专业性不够等问题，效果往往不好。“去年全省涉罪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比例大约只有2%左右。”曾艳说。

那么究竟谁有意愿并且也有能力，去做涉罪未成年人的帮教工作呢？在一次与同事聊天中，曾艳偶然得知福田区华富街道有一家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该中心有十几名社工，专门从事青少年帮教，于是她便很快找上门去。没想到，曾艳的想法与该服务中心主任李英芳一拍即合。

李英芳曾长期在共青团和妇联工作，退休之后被返聘到该服务中心。“我自己也是当妈妈的，想到如果是自己的孩子犯了事之后，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帮教，最终不被起诉还不留案底，那可能会改变孩子的一生。”李英芳说，华富街道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简称“华富中心”）现有12名专业社工，足以胜任这项工作。

“虽然大家几乎都没有专门做过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工作，但个个都有专业背景，报名积极性也是很高的。”李英芳介绍，按流程，社工们先要对检察机关筛选的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前期社会调查，包括家庭背景、成长背景、涉案原因以及帮教建议等，然后将形成的调查报告反馈给区检察院。

“检察院会根据法律事实，考虑涉案当事人是否具备取保候审条件。同时，还要考虑家长和当事人是否愿意帮教，以及帮教计划的可行性等等。”据曾艳介绍，如果上述环节都没有问题，就可以对当事人取保候审，同时一并给社工机构下发指定帮教协议，正式帮教就可以开始了。

以专业社工为主 全社会共同参与

帮教华富中心最早接手的一个案子是一名16岁涉嫌盗窃案的女孩。去年4月，涉案人小丽趁同住的李某某熟睡之际，从其放在床头的钱包中盗取了两张银行卡。而此前，小丽在一次与李某某一同取钱时，伺机窥探到对方的银行卡密码，之后便从该卡中取走7000元钱。不料事情很快败露，小丽被公安机关抓获。

社工罗玥在调查期间了解到，小丽的家庭背景十分特别，她是在小时候被抱养来的。后来因为落户急需一笔钱，但得不到家人和朋友的帮助，这才动了歪念头。“当事人本质上并不坏，只是因为特殊的家庭原因，再加上个人法律意识淡薄才误入歧途的。”罗玥说，很多涉罪未成年人的涉案动机都是这么简单。

去年7月，罗玥和另一名社工一同介入对小丽的帮教。期间，他们多次面谈小丽及其家人，并且安排她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小丽表现出很明显的悔罪感，并对生活恢复了信心。为了重新回到社会，小丽通过美容培训学习了美容执业技能，中心主任则通过个人关系帮她联系到一家美容院的工作。

“小丽现在在美容院干得很出色，屡次获得嘉奖，她本人的自信心也有所增强。在个性方面，她不再封闭、自卑，人际交往技巧也有所提高，尤其是与养父沟通增多，还能主动关心弟弟、奶奶。”李英芳说，在帮教期间，她本人也经常悄悄地到小丽的工作单位与她谈心，了解她的工作和思想动态。

 

李英芳说，涉罪未成年人的帮教考察期一般为为6—12月，在此期间，社工每个月都要对当事人进行至少2次面谈以及若干次的电话访谈，然后会将当事人的动态情况，形成详细的记录定期反馈给检察机关。待考核期满之后，检查机关将根据每一次的帮教记录考虑是否可以附条件不起诉。

记者从福田区检查院获悉，去年8月，区检察院对小丽做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为6个月。因为小丽在考验期内表现良好，今年2月26日，区检察院参考小丽的综合帮教情况，依法对其作了相对不起诉，目前帮教工作已经全面结束，小丽已经返回老家就业。

据介绍，福田区检察院创设的涉罪未成年人帮教新模式。除了将以前检察机关要做的帮教工作，外包给专业的社工机构之外，还把福田区的司法、教育、民政、人力资源等部门，以及爱心企业引入帮教链条中，形成“社会机构承接、专业社工为主、社会各方参与”的社会化帮教体系。

“其实过去很多机构，都有针对未成年人开展的帮扶教育工作，但却是各自为阵、难以形成合力，现在我们把多方资源整合在一起，帮教工作的效率就大大提升了。”在曾艳看来，这种全方位、立体化、统一性的帮教体系，可以让涉罪未成年人得到最大限度的帮助，受到最小限度的伤害。

比如，在取保候审期间，为了让当事人能有“落脚之处”，检察院往往会联系爱心企业对涉罪人提供工作岗位。对于中途辍学的孩子，则会联系教育局尽量为其保留学籍，返校读书。比如，小明在辍学之后还很想读书，多方求助都没能解决，后来检察院跟教育局沟通之后，恢复了他的学籍，并最终让他参加了高考。

帮教规模扩展遇难题 社会政府正携手解决人力财力问题

深大法学院副院长曾月英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高度评价了“大爱福田”帮教工程，他认为，福田区检察院此举破解了新刑诉法中“附条件不起诉”在实践中的各种问题，使得检察职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据统计，“大爱福田”帮教工程实施1年多以来，已经有37名涉罪未成年人被纳入帮教工程。经过系统帮教，已成功帮助16名帮教对象返回学校，13名帮教对象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记者了解到，目前福田区共有100—150名涉罪未成年人，理论上讲，他们都可以被纳入帮教计划。

据曾艳介绍，要扩展帮教规模，目前还面临一些难题。“目前，受到涉罪未成年人缺乏住宿、独立生活技能不足等因素制约，大部分外来务工的涉罪未成年人无法接受系统帮教。”为此，检查机关下一步打算通过完善“企业关爱基地”等措施，使涉罪未成年人有平等的受帮教机会。

除了上述问题，李英芳介绍，目前帮教社工的数量十分有限，如果扩大帮教规模，紧靠当前已有的12名社工是远远不够的。“现在中心每名义工，都承担了3—4名的涉罪未成年的帮教任务，而中心原有的一些工作，比如开展青少年活动等，也得靠这些社工去做，所以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

“几乎就没有休息时间，我们跟涉案人约面谈，往往只能安排在周末。有时候明明已经约好了，临时还可能被‘放鸽子’。”一名社工告诉记者，在与面谈对象见面之后，他们得马上写反馈报告，同时还要制定详细的帮教方案，特别是一些棘手的问题，有时需要很多社工一块商量。

记者了解到，此前该项目的经费主要来自区检察院，试点在全市推广后，又得到团区委的一些赞助，但总量就10余万元。按照目前每年要帮教40名对象的任务，平摊到每个帮教对象身上的钱就只有三四千元。“很多涉罪未成年居住或工作在原关外，这些钱基本上只能够社工来回打车和通讯费。”李英芳说。

 

不过她表示，因为接下来福田区将以华富中心现有资源为依托，出资扶持新注册的“启航青少年公益服务中心”，以购买更多的社工服务，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帮教。启航青少年公益服务中心今后也将接受爱心企业的捐赠，“如果进展顺利，那么经费问题或将得到一定改善，并有可能吸纳更多社工进入。”

在采访中，一些社工还跟记者反映，目前他们在具体工作中也遇到一些瓶颈。“比如，很多涉罪未成年人虽然年纪小，但各方面都显得很老成，我们这些年轻的社工去帮教，他们不见得会去接纳。”一名社工说。此外他们发现，很多涉罪未成年人犯案都与家庭因素有关，“涉及到家庭问题方方面面，并不一定都是我们社工所擅长的，所以我们也急需要得到一些培训支持。”

事实上，福田区检察院对于上述问题早有考虑，为了扩大帮教人员数量，提高帮教效率，检察机关正考虑完善社会调查员机制，制定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实施细则。今后还可能成立公益律师人员库，联合多单位共同扶持培育专门的公益性法人组织，专业从事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工作，以此改变目前社工单打独斗的局面。

责任编辑：白楚菡

文章来源：http://practice.swchina.org/view/2014/0818/1679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