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与“本地化”：中国化社会工作是与非

 

随着政府对社工服务的政策投入与资金支持力度的逐步加大，社会工作无论作为一门职业抑或一门专业，愈加引起社会的关注。“社会工作本土化”一词亦成为众多业界专家及媒体的关键词。搜索引擎中的“社会工作本土化”相关媒体报道近500篇，在CNKI上与之相关的论文有8974篇，“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热度可见一斑。

“社会工作本土化”固然是政府、专家及媒体的讨论热词，但在“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高温背后，又有几分虚实？通过媒体报道、网络言论、街边巷语及业界内分享，我们可以一探究竟。

首先，公众对“社会工作”的解读跟专家口中定义有别。专家固然头头是道，但在部分媒体、大多数城市领导及更大多数的社会民众眼中，“社工就是义工”、“义工是社工的初级阶段”、“村民义工就是社工”、“居委会就是社工”、“社工就是拿工资的义工”、“社会工作就是在社会上工作”才是对社工的正确理解。

其次，精彩纷呈的社工项目背后却是政绩压力。且不论内陆城市的状况，今年的岭南社工宣传周，广东各市争先报道本地区的社工发展成绩，但私下探究，便能知道其实有些城市根本没有社工，岭南社工周的活动也只是组织了社区基层工作者或学生穿了志愿者的马甲学雷锋或者参加论坛现场，业界同仁表示，政策一出，各地自当破除万难不甘落后。

再次，各地创新“本土化服务模式”对抗专业人才供应困境。关注新闻报道，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内地的社会工作“本土化”突飞猛进，各地争先恐后推行社工服务项目，形势一片大好，各城市及基层亦不断提出“双工联动模式”、“三工联动模式”、“三社模式”、“三三三模式”、“1+X模式”、“N+X模式”等多种“本土化创新模式”，以深化“社工本土化”和对抗人才供应困境，各地唯恐本土化的名词不足，“社工员”、“从工”、“党员变社工”、“退休社工”、“编外社工”等新名词铺天盖地。专业人才不足，“本土化”便成“灵活处理”的盾牌。

最后，政府购买服务“本土化”竟为“三打两建”带来压力。“社工被拖欠工资”、“基层政府强行要求项目中标机构提供回扣”、“政府迟迟不评估，社工勒紧腰带度日”、“政府以服务经费支付场地装修费用”等传闻已在业界内口耳相传多时，微博上更是有“梗叔”5000元索问“社工深喉”，虽然广东省社工委及社工协会表示将加大力度监管，杜绝以权谋私做法，但至今业界内依然不时传出基层政府与社工机构的服务经费争端。虽然“三打两建”工作如火如荼，但社工业界面临的困境，何尝不是“三打两建”工作的盲点？政府及业界监管组织固然信誓旦旦，但要做好社工服务的支持及监管工作，长路漫漫。

以上种种，不可称之为“乱象”，而应看做“社工中国化”的一段成长历程，存在的或许就是合理的，但现时的“社工中国化”与其称之为“本土化”，不如称之为“本地化”。

 

那么，怎样才是“社工本土化”？

对社工本土化的解释，我认为香港学者朱伟志先生的解读最为简洁易明，他指出，“社会工作本土化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警觉性，第二个层面是对本土实务的反思，第三个层面是对本土文化脉络的理解、从而发展本土社会工作的实务”。换言之，推进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必须先从分析本土的文化、信念及习惯开始，在此基础上再对本土实务做出反思并进行适宜本土实际的实务方法尝试。

既然本土化是在本土文化分析基础上的实务反思与实务方法尝试，那么“NASW的专业守则的哪些内容在中国不适用”，抑或“社会工作理念与中国社会是否相悖”便不是“社工本土化”讨论的问题，“三三三模式”或是“个十百千万模式”亦无关“本土化”，我们要讨论的是，既然有社会需求未被满足，希望通过社工来满足这些需求，那么应如何将本土文化吃透，从而进行适合国情的社工实务方法尝试，而这一点，亦是社工专业化的体现。愈是秉持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便愈能严格要求我们自身从本土文化出发，提供与需求吻合的服务，探索最能契合本土文化的实务模式。恪守专业化与实现本土化是一个良性循环，要实现本土化，不妨先捡回我们的专业性。

毋庸置疑，一个人接受专业社工服务以发掘个人潜能的过程是漫长且隐蔽的，各种所谓的“模式创新”及“新名词”却能带来政绩及更多资源投入。中国社会工作选择“本土化”抑或“本地化”，是政策引导的选择，是业界学者的选择，是服务机构的选择，更是每个社工人的选择。

作者：《社工月刊》 赖莉丽

 

责任编辑：姜妍

文章来源：http://practice.swchina.org/view/2014/0605/1473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