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禁毒社工：牵着帮教对象走

 

佘伟超（左）和黄健景准备出发，自行车是戒毒社工出行的“标准配置”。 本报记者 王星摄

社工李天明（左二）和黄健景（左三）走访帮教对象。（照片为受访者提供）

德心戒毒中心内，工作人员带领戒毒康复者在操场上打太极拳。（照片为受访者提供）

今天，是第8个国际社工日。你可能不知道，每年3月的第3个星期二，是全世界社工的节日。

社工这个名词，在发达国家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但在我国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新生儿”。2007年3月，以“社工为世界带来改变”为主题的第一个世界社工日由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IFSW）主席大卫·琼斯博士倡导发起。也正是在那一年，我国各地政府开始尝试出资购买专业社工服务，并制定相应的社工管理规章和政策。此后，形形色色的社工，开始出现在人们生活中一个个需要帮助的角落。

这些年来，广东的社工发展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0月，广东省社工机构数量已超过400家，约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广州的社工机构更是以年均65%的速度呈井喷式增长。社工队伍里，除了常见的家综社工、青少年社工、医疗社工外，戒毒社工、心理社工的队伍也呈逐年壮大之势。

近日，记者深入广州德心戒毒中心，通过和戒毒社工们的近距离接触，实地感受社区戒毒工作的艰辛与不易。

对外称是“计生干部”

开展服务，无外乎根据名单努力找人，找到了人努力建立起信任，建立信任后努力帮助对方远离毒品。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其实哪一步都不好走。

佘伟超，一个有着帅气男孩名字的开朗女孩，1989年出生，毕业于广州医科大学应用心理系，是德心戒毒中心最年轻的戒毒社工之一。不过，外出工作时，佘伟超通常都会藏起“戒毒”二字，而是自称社区志愿者或“计生干部”之类，“去社区里寻找帮教对象，如果一提戒毒，不仅让左邻右舍知道了"秘密"，也容易让他们对你避而远之。帮教对象中，多数人会对带着"戒毒"任务的人充满戒备。”

佘伟超及其小伙伴们的服务对象，是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下辖10个居委和35个行政村的所有显性和隐性戒毒人员。“登记在册尚未解除戒毒帮教的大约有150人，算上隐性的大约500人。经过我们大半年走访排摸，现在找到了335人。”他说。

江高镇的45个村居，四散在9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位于S267省道边的德心戒毒中心为圆心，一趟跑上个十几二十公里是家常便饭。

佘伟超说，她和她的拍档粱敬辉通常会选择骑自行车出行：“公交车不好等，一等常常要半小时以上，更何况很多村子公交车根本不到。”

而骑自行车去，往往就要一个多小时，佘伟超把它当作“免费健身”。在她的随身物品里，少不了一张皱巴巴的泛黄A4纸，上面密密麻麻打印着45个村庄的联络人：“自己找不到的时候，只能向当地村干部求助，让他们带你进去。”然而，比路途更遥远的，是和帮扶对象之间“心的距离”。

“明明是找到了对象的妈妈，她却死活说，不认识儿子。明明人就在家里，隔着窗看你两眼，怎么都不开门；过几天再去，还是不开门。”

所以，一旦能和帮教对象顺利接上头，戒毒社工首先会和他们签一份社区康复协议书，“要让他知道他要做点什么，我们要做点什么。”

3月10日下午，记者跟随佘伟超、粱敬辉一起去大岭村看望帮教对象李文（化名）。

自十几岁染上毒瘾以来，38岁的李文曾被公安机关强制戒毒数次。2年前，李文在家遭遇民警上门检查，情急之下的他从二楼跳下，左脚摔成了骨折。由于尿检再度呈阳性，李文只得一瘸一拐地被关进了强制戒毒所。

今年1月7日，李文重获自由回家；次日，佘伟超和粱敬辉便又一次出现在这栋略显破旧的砖房里。

 

主动尿检，能“解绑”吗

按照国务院第160次常务会议通过的《戒毒条例》规定，3年内检测全部合格、戒断未复吸的人员可以解除动态管控，但据佘伟超所知，目前广州似乎并没有此类先例。

在不远处几位老太太的注目礼之下，李文缓缓地把我们迎进了门。

“先让我们看看你的脚吧。”已是第四次出现在这里的佘伟超说。

李文很配合地脱掉袜子，左脚脚面上，清晰地显露着一大片发黑的淤青。李文说：“其实，最近已经好很多了，至少可以每天坚持到外面走走。”

“像你现在这样光靠走路锻炼可能还不够，最好还是到医院去看一看。”佘伟超从包里拿出几张纸递给了他，“上次你说想找工作，我回去之后搜集了些招工信息，等你感觉好些了，不妨找合适的去试试看。”李文接过来，匆匆看了几眼，便放到了一边。

一旁，李文的妻子向记者倒起了苦水：“当初嫁给他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吸毒。我刚生完孩子，警察就来把他抓走了，再回来时孩子都上托儿所了。”这10年来，整个家就靠她在附近工厂帮人烧饭维持生计，“以前我一个月赚600块，他吸海洛因有时一天就要花上600，他父母知道他吸毒后，就不管我们了。其实，我一直希望他能出去正经找个工作，有了寄托，可能就不会碰那些了。”

除了自身原因之外，“绑”在戒毒人员身上的动态管控是李文不乐意迈出家门的另一大因素：“不管到哪儿，只要身份证扫一下，别人都能知道你是吸毒的，现在就连感冒了，都不敢吃药，生怕尿检查出来有问题。”

这次回来后，李文的妻子按照佘伟超的建议定期带李文去派出所主动尿检，为的是能让李文早日“解绑”。不过让她疑惑的是，对于他们的积极主动，民警似乎并没太多好感。

回程途中，佘伟超说：“我们知道一个个案，已经戒断十年了，照样还在管控名单上。从执法者的角度说，戒毒人员的复吸率在90%以上，今天你给他解除了管控，明天一旦他又复吸，你还是得去把他控制起来。但说到底，我们还是应该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要不然大家辛辛苦苦帮他们戒毒又是为了什么呢？”

佘伟超说，终日为了这些戒毒人员在奔波，久而久之自己也会试着从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除了有瘾之外，很多人复吸都是为了追求瞬间的满足感。他们或许被亲人抛弃，被社会看不起，生活不再快乐，但吸毒的那一刻，至少他们是"快乐"的。”说到这，原本高亢的嗓音突然变得有些低沉：“你今天看到的这个个案，已经算很好了。有时连着几天都碰到很消极的案例，难过得就想喝啤酒。”

要帮助，必须先理解

“离奇故事有很多，只能说，大部分人吸毒都是有原因的。从我们的角度，肯定不能认同他们，但至少要理解他们。要不然，就没法真正帮助他们。”心理医生麦舜翩说。

尽管比佘伟超还小1岁，但粱敬辉的阅历显然比她要丰富不少。在转为戒毒社工之前，粱敬辉的身份是戒毒中心教官。他毫不避讳地给记者描述起自己年轻时“玩”K粉、摇头丸等新型毒品的经历，“人都有过去，我相信我的这段过去能更好地让我去帮助其他想戒毒的人。”

在粱敬辉看来，戒毒人员的复吸率居高不下，和当下社会大环境脱不开关系：“就拿这儿来说，要搞到毒品也不是什么难事，而且毒品价格也不贵。”

身为戒毒社工，粱敬辉心里有着自己的明确目标：“怎么才算戒毒成功？我们不可能一直盯在他们身边，只能从他们的生活入手，看看能不能帮他们树立更积极的生活态度、改善他们和家人的关系、帮他们找到新工作……”

“小麦”麦舜翩也担任着这样的角色，不同的是，她的“战场”在德心戒毒中心的铁门内。

从南方医科大学应用心理专业毕业后，麦舜翩如愿到这里当起了心理医生。解决康复者们已产生和潜在的各种心理问题，是她的主要任务：“在这里，作为医生必须"主动出击"。因为吸毒常常会使人精神异常，尤其是冰毒，特别容易让人产生幻觉和幻听，他们会觉得自己没病，是你们有病。所以，作为医生我们必须多跟他们聊天，才能发现和解决问题。”

麦舜翩清楚地记得，有这样一个女康复者，刚开始跟她聊天，她笑着说自己没事。可当麦舜翩给她做完测试，问她是不是有抑郁症时，她瞬间泪崩了。原来，她有个双胞胎姐姐被奸杀了，为了调查姐姐遇害的真相，她混入了姐姐的朋友圈，没想到就此染上了毒瘾。等她从强制戒毒所出来后，老公早已离她而去。在她入住德心的那段日子里，麦舜翩几乎隔天就会找她聊一聊。

麦舜翩说，康复者中有很多人对着她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复吸，但也有不少人最终违背了“誓言”，“其实，人性远比自己想象的要来得复杂、深刻。成长，不就是不断接受失望却不放弃的过程吗？”

 

低收入的“义工”

通过初级社工师的考试，意味着每月能增加200元的收入。即便如此，社工们到手的工资，也不过3000多元，“扣除房租和吃喝开销，现在几乎存不了什么钱。”

毕业于长沙民政学院社会管理专业的李天明，也是戒毒社工。他的拍档，是佘伟超的大学同班同学黄健景，四个年轻人同在一个办公室。李天明说：“按照中心规定，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外出工作必须两人一组，绝对不能"单打独斗"。”去年刚入职时，两个男生都不会骑自行车。半年多过去，黄健景的车技渐长，但身材高大的李天明却依旧无法驾驭低矮的山地车。无奈之下，李天明只能坐公交车。

由于不会说白话（粤语），来自湖北的李天明在工作中遭遇更多淡漠眼神。不过，在他看来，这份工作只是挑战自我的一部分：“刚毕业时，到民政局上班，太闲了，一眼好像就看到了退休的样子。”执意离开家乡闯荡一番的李天明，于是买了一张南下广州的机票，到德心戒毒中心当起了“有工资的义工”：“这份工作虽然工资少点，但每一天很充实，能让我见识不同的故事，帮助不同的人。”

黄健景的外号叫“机神”，原因是他陪计算机的时间远远多过陪女朋友的时间。午饭过后，其他社工都去午睡了，黄健景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帮大家查起了社工资格考试的报名情况：“大家的照片审核都已经通过了，接下来再付130元报名费就OK了。”

若非亲眼所见，很难想象这样几个年轻人，竟然住在没有宽带和wifi的出租屋里。晚饭过后，“机神”会回到办公室继续和PC“谈恋爱”，而佘伟超和李天明最爱的消遣，是坐上免费班车去镇上的超市兜一圈。

在记者告别社工们的第二个午后，佘伟超在电话那头的声音显得苍白无力：“一上午去了三个对象家，有一个还是喝醉了跟我们聊的……”

两小时后，记者收到了他们发来的一组工作照。照片里少有的帮教对象，不是背影现身，就是被打上了马赛克。佘伟超说，很希望能和帮教对象大大方方拍一些照片以记录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每次对着背影默默按下快门：“如果今后大家看他们的眼光能够正常一些，或许他们就不会那么抵触了。”在邮件的末尾，佘伟超写道：“请顺带听听我们的办公室之歌—我的未来不是梦，歌词句句心声。”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漠，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

光有社工并不够

“很多人都是抱着试一试、吸一两次不会上瘾的态度接触毒品。有的人吸惯海洛因，听说吸冰毒可以戒了海洛因，便又吸上了冰毒，结果呢，两个都戒不掉了。”

德心戒毒中心，凹陷在S267省道上一个不起眼的岔口，周围厂房林立。高耸的大门之后，几栋略显破旧的四层小楼撑起了这家非赢利性社区戒毒康复机构。

与传统的戒毒所不同，德心戒毒中心主要以“中途宿舍”的形式向被强制隔离戒毒出狱的人群以及自愿戒毒人士提供短至15天多至1年的康复训练，包括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以及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帮助他们重新走入社会。在这里，除了不能随便外出，康复者拥有较为宽松的自由度。自2012年正式成立以来，德心戒毒中心已有近千人成功“毕业”，重返社会。除此以外，中心的戒毒社工主要承担着帮助社区帮教对象戒毒的“重任”。

总干事邹林峰，是中心目前唯一一位中级社工师，也是戒毒领域的老社工。在着手组建中心前，他在广州白云自愿戒毒中心一待就是11年。那些年里，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阿强的17岁少年：“2003年，一个电视台记者无意在一条小巷里看到他褪下裤子往大腿上扎针。当时我在参加团市委一个青少年禁毒项目，于是记者就和我一起去找他。找到阿强后，我们发现他其实是个蛮听话的孩子，吸毒只是因为不懂并交了损友，于是我们慢慢帮他戒了毒。一直到2006年，突然找不到他了，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犯了事被判了刑。”

不久前，广东省刚刚清理了称霸一方多时的陆丰市博社制毒村。在邹林峰看来，除了毒品交易的泛滥外，相关宣教力度不够恐怕是涉毒人员不降反升的重要原因：“他们对于毒品的属性和危害根本就不了解。在这方面，我觉得有关部门应该加大力度多宣传些毒品的具体危害，而不光只停留在口号式的宣传语上。”邹林峰说。

“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涉毒，意味着社区戒毒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我们现在在打磨的，是一支专业化的社工队伍。其中，既有医学、康复学、心理学人才，也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去年6月，中心接下了江高镇社区戒毒康复及就业安置服务计划，计划要在一年时间里，跟进帮助100个个案。如今，目标即将达成，邹林峰也把目光瞄向了新一轮的投标：“据我所知，周边有几个区域也都希望能有社区戒毒服务，毕竟戒毒社工对我国来说还是新鲜事物，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专业化的社区戒毒康复中心一定越来越多。”

据介绍，广州市目前的社工收入标准，从员级社工员每月3000元至中级社工师每月6500元不等：“这个标准并不高，要说靠当社工赚钱发财肯定不现实，但相信多数人来当社工的首要目的也不会是赚钱，而是尽自己所能帮助别人。”

不过，邹林峰也坦言，要想更好地完成社区禁毒、戒毒工作，光有专业化的社工队伍其实远远不够，而是需要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的紧密参与和协作，“说白了，社工组织只是服务机构，并没有执法权。社工可以帮助帮教对象，但如果帮教对象始终不知悔改，越走越偏，就该有执法人员出面制止，起到相应监管责任。打个比方，社工的一只手在前面牵着帮教对象走，后面应该还有一只手可以随时拉住他。有时候我们社工有相关问题找到民警，民警会让他去找综治办，综治办又让他找公安，这样推来推去，怎么能形成合力呢？”

“很多老百姓认为，吸毒的人像过街老鼠，社工还帮他干什么？其实，多数时候，他们比普通人更需要得到肯定和包容。如果全社会都看不起他们，反而更容易让他们走上老路。”邹林峰说。

“如果能挽救一个吸毒者，就等于挽救了一个家庭。”自从一位母亲为了帮儿子戒毒苦苦哀求自己后，邹林峰始终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如今，德心戒毒中心已经和周边一些工厂达成了协议，为恢复良好的戒毒者提供两种就业安置方式—既可直接去工厂上班，也可以选择在家加工电子元件，由社工登记数量，按件取酬，其目的只有一个，帮戒毒者实现自我价值，尽快让他们重返社会。

责任编辑：姜妍

文章来源：http://team.swchina.org/style/2014/0331/12643.shtml